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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崇尚民主与科学的现代性追求1（第5页）

整个民国时期，进步的新闻出版工作者为把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写在法律条文上的“新闻出版自由”

变成真正的现实，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斗争，许多人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

其中，邵飘萍、史量才、邹韬奋等人堪为杰出代表。

“我的态度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伏的”

[13]。

邹韬奋的这段名言，成为新闻出版界崇尚民主精神的最好写照。

1935年12月，71名上海新闻记者联名发表《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公开反对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制度，他们严正声明：“我们绝不忍再看我们辛勤耕耘的新闻纸，再做掩饰人民耳目、欺骗人民的烟幕弹……我们认为，言论自由，记载自由，出版自由，是中国国民应有的权利”

，“所以，我们不必向什么机关请求、哀乞，我们应该自己起来，争取我们自己所应有的自由”

。

[14]斗争虽未取得直接结果，却表明广大新闻出版工作者的自由民主意识、现代职业意识空前增强了。

同时，为更好地发挥新闻舆论的作用，新闻出版界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重视自身的科学化建设。

在印刷、装帧和传播等方面，大量采用了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新闻自身也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

换言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新闻是有自身发展规律的，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操使的舆论工具。

而“新闻学”

，就是“研究客观存在的新闻现象，解释和说明其自存的规律和因果性”

的系统科学。

这种逐渐把新闻出版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努力，使中国的新闻出版水平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崇尚民主与科学的价值取向，在学术和其他领域也都有体现。

这一时期，学术自由成为现代学者普遍信奉的原则和追求的理想（蔡元培在北大实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的办学方针乃其范例）；民众的活动成为学术研究真正关注的对象（如现代民俗学兴起；新史学突破了“帝王将相家谱”

的旧写法等）。

同时，人文社会问题的研究和分析需要使用科学方法，也已变成了知识界的一般常识。

且不说蓬勃兴起的社会学、政治学等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新学科的研究者，即使热衷于所谓“国学”

或“国故学”

研究的人，也无不认定“科学方法”

的重要。

《国学季刊》发刊词中就坦言：“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

，在方法上、材料上都应该向西方和日本学习，“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

。

于此可见一斑。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说崇尚民主与科学成为民国文化发展主要的价值取向，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中国文化中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已很充沛，更不意味着此期中国社会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已有很高水准，恰恰相反，正如我们在本书“绪论”

里所提到的，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包袱的沉重，在中国，民主化与科学化的发展水平还相当低下，并且每前进一步，都要遭到来自专制与迷信的顽强阻挠，付出血的代价。

其蜕变之艰难，常常令爱国志士们为之扼腕。

不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民主和科学毕竟已为广大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所崇尚，并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与民主传统，可以说真正开始在中国文化中奠基下来，这无疑是民国文化最为珍贵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