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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文化论争（第3页）

[4]孔子太平大同之义，只需经“后圣”

重新诠释，自能发现人道主义、博爱、平等、自由之说，因而适合现代社会。

第三，尊孔与帝制无必然联系。

康有为赞赏欧美各国“妙用政教之分离”

，政治与宗教两不相碍，两不相失。

指出“今吾国亦宜行政教分离之时矣”

[5]。

孔教可相对独立于政治，提倡孔教与帝制复辟也无必然联系。

此外，康有为还强调孔教是“中国之魂”

、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千百年来已“化于民俗，入于人心”

，若毁弃孔教，无异于中华“种族”

之灭绝[6]。

康有为等人的“孔教”

论，强调尊重文化传统，并试图以近代精神对儒学作出转换性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成分。

然而，这种“孔教”

论在本质上却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并在客观上助长了帝制复辟。

因此，康有为等人的复古尊孔言论很快成为众矢之的。

新文化运动发生前，资产阶级革命派就发表过反对尊孔论、“孔教”

论的言论。

如章太炎于1913年12月发表了《驳建立孔教议》一文，反对立孔教为国教。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易白沙、吴虞等人，对康有为的“孔教”

论进行了猛烈攻击。

针对康有为的言论，陈独秀等人的批驳也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强调近代以来世界宗教已由盛而衰，孔教乃教化之教而非宗教之教，因此，反对把孔学树为宗教，更反对定孔教为国教。

关于世界宗教的发展趋势，陈独秀指出，由于宗教是反科学的迷信，“西洋教宗，且已由隆而之杀”

[7]。

他介绍了孔德关于人类进化三阶段的说法，即人类进化经历了宗教迷信时代、玄学幻想时代和科学实证时代。

他认为：“欧美的文化，自十八世纪起，渐渐地从第二时代进化到第三时代，一切政治、道德、教育、文学，无一不包含着科学实证的精神……一切宗教的迷信，虚幻的理想，更是抛在九霄云外。”

[8]处在第一阶段的宗教迷信现象当属落后无疑，岂能说惟生番野人无教，而把宗教作为人类文明的象征呢？

关于孔教非宗教，蔡元培指出：“孔子非宗教家，自广义的宗教言之（信仰心），必有形而上之人生观及世界观，而孔子无之；而所言者，皆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之范围。

孔子自言无可无不可，孟子评为圣之时者，其不立一定之信条可见。

自狭义宗教言之，必有神秘思想，而孔子又无之，‘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语神怪……”

[9]也就是说，从广义上孔子不搞信仰主义，从狭义上孔子无神秘思想，因此孔教非宗教。

陈独秀也强调：“孔教绝无宗教之实质（宗教实质，重在灵魂之救济，出世之宗也。

孔子不事鬼，不知死，文行忠信，皆入世之教，所谓性与天道，乃哲学，非宗教）与仪式，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

[10]

陈独秀等人不赞成定孔教为国教，不赞成把孔教写入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