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二 五四后中西文化论争的继续（第2页）

他说，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

，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

。

他主张社会改良主义，提出要从“具体的问题下手”

，一个一个地去解决那些“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诸如“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俱乐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妇女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

等。

这无疑是投入革命潮流中的一服极其有害的涣散剂。

《庶民的胜利》与《BOLSHEVI**的胜利》

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反驳胡适。

他的反驳紧紧抓住胡适对于“主义”

与“根本解决”

二者的错误见解而展开。

他认为，“主义”

与“问题”

，“有不能分离的关系”

，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二者“交相为用，并行不悖”

，前者为后者提供赖以指导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更具有重要的意义。

李大钊不仅坚持“主义”

指导的重要性，而且强调“根本解决”

即实行社会革命对于解决中国社会危机的重要意义。

他说，在一个“一切机能都已闭上”

的社会里，“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

他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指出，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是根本解决”

；由此，政治、法律、妇女、家庭许许多多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此后，胡适又在《每周评论》上连续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进行辩驳。

马克思主义者也继续批评胡适的观点。

如陈独秀于1920年年底发表《主义与努力》一文，批评“有一班妄人”

，“主张办实事，不要谈什么主义、什么制度”

。

瞿秋白于1924年在《新青年》上发表《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从哲学的高度上批判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

“问题与主义”

之争的爆发，表明了原有的新文化阵营发生了分化，分化成了以李大钊为首的“唯物史观派”

和以胡适为首的“西化派”

。

继“问题与主义”

的论争之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西化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间，从1920年年底起围绕“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