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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第8页）

[34]除了《易经》外，卫礼贤还翻译了《庄子》、《孟子》、《吕氏春秋》等中国古代经典，著有《中国文化史》、《中国人的精神》等书，并创办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等，弘扬中国文化不遗余力，被誉为沟通中西文化的友好使者。

当时和以后许多德国文化人都曾毫不掩饰对他传播中国文化所带来的精神享受表示感激之情。

中国人也对这位胸怀博大的文化伟人深怀敬意。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学者沈仲涛英译《易经》，并用英文撰写了《易经的符号》等著作，向西方的读者介绍了卦在物理学、逻辑学和天文学上精妙的应用，同时还力图阐明卦中所蕴含的宇宙变化原理。

他是国际上倡导《易经》的现代科学研究、揭示该经典的现代科学意义的首创者之一。

其著作在西方有较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海外系统研究和介绍中国哲学较有成绩的，西方有佛尔克等人，日本有宇野哲人等人。

佛尔克是德国著名汉学家，所著《中国哲学史》三卷，1938年最后出齐，系统阐述了从先秦到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介绍了150个中国哲学家，包含大量的译文和注释，被认为是长期以来“西文著述中有关中国哲学史的最便利、完备的参考书”

。

[35]宇野哲人著有《支那哲学概论》和《支那哲学的研究》等多部著作，对中国哲学的认识颇有创见，前者30年代还曾被译成中文出版。

由于中国哲学思想的深入传播，不少海外思想家和学者都具有相当广泛的中国哲学知识，能较为普遍地使用中国哲学概念。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他那于此期开始撰写的巨著《历史哲学》中，便多处将中国的“阴阳”

概念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哲学原理来阐述，认为“阴阳特别在作为阐释人类起源和演进的基本原则时是有意义的”

。

他还用“阴阳”

概念来阐释神话故事的结构及其寓意，并进而用以具体地解说某些历史民族的非“原生性”

的“子体文明”

起源的哲学原理。

中国宗教的传播，不仅表现在宗教经典的进一步翻译外传，还表现在海外介绍与研究中国的宗教越来越深入，宗教界与海外同仁间的交流有了新的发展等方面。

法国著名汉学家葛兰言的《中国人的宗教》，戴遂良的《中国宗教信仰及哲学观点通史》，美国学者乐民乐的《中国宗教的历史沿革》，何乐益的《中国的佛教与佛教徒》，挪威汉学家艾香德的《中国宗教》和《中国大乘佛教研究》，奥地利汉学名家纳色恩的《中国的宗教与经济》等著作，都对各自国内的人们认识和了解中国宗教发挥了积极作用。

相对于其他宗教而言，民国时期佛教的对外传播是较为活跃的，太虚大师就曾多次出国弘法，还在中国发起召开世界佛教大会。

佛教界同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的交流，此期尤为密切，如1928年，中华净业团就到泰国提倡净土法门，并由华侨创办了中华佛学研究社。

从20世纪30年代起，大乘佛教在泰国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立了许多佛教组织，建造和扩修了不少金碧辉煌的寺塔。

这一时期，海外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字的介绍和研究也进入一个新阶段。

德国汉学大家福兰阁的五卷本《中国通史》，法国汉学家考狄的四卷本《中国通史》，美国汉学家赖德烈所著《中国历史与文化》，德效蹇英译的《汉书》等，是历史方面的代表作。

语言文字方面，则以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研究最有创获和著名。

高本汉所著《汉语音韵学研究》（一译《中国音韵学研究》）、《中国语与中国文》、《中国语言学研究》、《汉语词类》等都是高质量的汉学著作，特别是《汉语音韵学研究》，堪称西方汉语研究史上不朽的丰碑。

它以较科学的方法对比分析了多种汉语方言，开创性地研究了古汉语语音系统的重新构拟问题，被汉学界公认为“本世纪科学研究汉语语音的第一部宏伟著作”

[36]。

赵元任等人曾将其译成中文出版，对包括中国语言学界在内的中国汉语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此外，法国汉学大师伯希和、马伯乐等人对中国历史、语言和敦煌学的研究也都极有成绩，为西方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做出了贡献。

他们的成果反馈到国内，还对中国本土的学术研究起到启发和推动作用。

在自然科学方面，中国学者的工作已经与世界科学的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他们的研究成果许多都直接发表在国外的科技刊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