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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国内各民族文化的新交融（第3页）

佛教大师太虚曾在北平组织藏文佛教学校，专门研习藏文。

1925年，该校毕业生中有20多人组成西藏留学团，赴藏研习佛教，为佛教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后来，太虚大师又手创汉藏教理院，发表《汉藏教理融会谈》等文，指出无论是“空有问题”

方面还是“显密问题”

方面，都有汉藏教理彼此融会的必要，从而被佛学界誉为“沟通汉藏教文化的第一个伟大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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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西藏研习佛学的这批人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法师，如法尊、观空、满度、永灯和能海等。

法尊居藏地18寒暑，撰成《西藏民族政教史》，后长期主持以弘扬显教为重心的汉藏教理院。

他一生致力于汉藏佛教经典的互译工作，成就卓著。

能海则专攻密宗的金刚经，充当了佛教密宗在中国的重要传人。

在藏传佛教的研究和介绍中，李安宅、妙舟等人也取得了杰出成绩。

李安宅20世纪30年代深入甘南藏区进行调查，写成《藏族宗教之实地研究》一书，被国内外公认为藏族宗教史第一部杰作。

妙舟著的《蒙藏佛教史》也是这方面的重要学术成果。

此外，韩儒林、闻宥、于式玉等学者，也就各自的专业所及发表过不少有关西藏问题的有分量的论著，对藏族文化的各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关于回族及其伊斯兰教文化，汉人的了解也较以往为多。

李国干等著的《新疆与回族》，回族著名学者白寿彝著的《中国回教小史》（1944），《中国伊斯兰教史纲要》（1946）等，是这方面的重要著作。

马坚从叙利亚、埃及、荷兰等国汉译过来的《回教真相》、《回教哲学》、《回教哲学史》、《回教教会史》等书，王敬斋的《阿汉字典》，以及马、王二氏汉译的伊斯兰教经典，对汉族知识分子了解伊斯兰教文化贡献尤大。

关于满族，学者们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历史领域。

大量满文档案（如满文老档、满文木牌、满文起居注、满文黄册等）的发现、整理和研究，使人们对满族历史耳目一新。

著名清史专家孟森、金毓黻、张尔田、谢国桢、萧一山对满族历史与文献的探研，成绩斐然。

李德启编印的《满文书籍联合目录》，为学者研究满族历史文化提供了便利。

苗族、彝族、壮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高山族、瑶族、白族、水族、侗族、赫哲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学、历史、习俗等，这一时期也在汉人中得到了研究和广泛介绍。

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末民族学在中国兴起后至抗战时期，伴随着社会学和民俗学的有关研讨和推动，这种研究更加自觉和普遍了。

其明显特征是，出现了大量以汉文写成的珍贵的少数民族调查报告。

如《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凉山夷（彝）家》、《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花兰瑶的社会组织》、《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等。

还有一些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单位的民族调查报告，较著名的如杨成志的《云南民族调查报告》、陈志良的《新疆的民族与礼俗》等。

这些调查研究报告，连同此期出现的《彝族史稿》、《哈萨克族简史》等，极大地促进了汉族人民对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了解，反过来也有助于少数民族的自我认识。

民国时期，不少少数民族的文化典籍还直接被翻译成汉文，大大丰富了汉族文化的内容。

藏传佛教典籍方面，法尊、吕澂、张孝若等人均有贡献。

其中，以法尊成就最大，他以惊人的毅力汉译了《广破论》、《入中论》、《密宗道次第略论》、《菩提道次第广论》等几十部藏传佛教经典。

所译佛典以黄教中宗喀巴一系为主，翻译精到，“不减玄藏特色”

，成为藏传佛经汉译的一代大师。

藏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文学经典《尸语故事》，传记文学作品《米拉日巴传》、《马尔巴传》，藏戏的有些剧目如《卓娃桑姆》、《苏吉尼玛》和《文成公主》的故事，也曾先后被译成汉文，在有关刊物上连载或编成单册印刷发行，受到文学爱好者的欢迎。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享誉世界的藏族文学奇葩《仓洋嘉措情歌》，这一时期公开发表的汉文译本就至少有四种以上，或以整齐的五言七言译出，或以生动活泼的自由体诗译成，用词都很优美，影响所及，汉族文人学者竞起诵读和研习。

其中，于道泉教授1930年推出的译作以出版较早、译文准确并保持原诗韵味，尤受时人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