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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发展（第3页）

，这种假设又必须与严密的“求证”

结合起来。

他尤其提倡疑经、疑古。

主张对儒家经典持“质疑”

、“纠谬”

的态度，而不可无条件地迷信、盲信《六经》。

认为中国上古史凡是缺乏可信资料的，都可以先放过。

1921年，他给顾颉刚的信中说：“大概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

至于本国以下的史料，亦须严密评判。

‘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

[1]胡适倡导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直接促进了古史辨派的形成，对提倡信古、尚古的封建史学是一大冲击。

20世纪30年代以后，许多资产阶级学者继续在史学理论方面进行探索。

1933年，朱谦之出版了《历史哲学纲要》。

1945年，吕思勉出版了《历史研究法》。

此书谈到要重视“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之说”

，表明了他对唯物史观有了一定的信仰。

一些史学家还开始反思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探索和总结史学发展的规律，撰写了10多种关于中国史学发展史的论著。

金毓黻、魏应祺各撰有一部《中国史学史》，两书均在1944年出版；周谷城撰《中国史学之进化》；朱希祖撰《中国史学通论》；顾颉刚撰《当代中国史学》，这些著作是我国学者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论述中国史学发展的第一批专著。

它的出现标志着史学家主体意识的增强。

二、“古史辨”

派的疑古考信

20世纪20年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迷信、疑古疑经、提倡实证主义的思潮影响下，在资产阶级新史学的阵营内，崛起了一个“古史辨”

学派，代表人物是顾颉刚。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近代著名史学家。

他远承郑樵、姚际恒、崔述等疑古惑经的传统，近受章太炎“六经皆史”

的思想、康有为“上古事茫昧无稽”

的思想及胡适讲哲学史“丢开唐虞夏商”

的影响，形成了怀疑古史、怀疑古书的观念。

1923年5月，顾颉刚把他写给钱玄同讨论古史的一封信题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在《努力》周刊的副刊《读书杂志》第9期上，文中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观。

认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如周代人心目中最早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才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秦有三皇，汉以后才有盘古。

“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更成了孝子的模范了。

“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事件的真确状况，但可以知道那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如我们不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但可以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但可以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他通过这些古史观点说明诸如“盘古开天”

、“三皇五帝”

等概念构成的古史不可信，有些是后人依据某些需要编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