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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语言文字的变革与研究（第3页）

当时的许多文人对文言文难舍留恋之情，文言文仍有相当的势力，其代表人物是章士钊。

当时，章士钊在他主办的《甲寅周刊》上布告征文，不要白话。

他主持的农业大学招收新生时，也“限令不为白话文”

。

当了教育总长后，又下令尊孔读经。

全国有不少地方的教育机关禁止使用语体文，一般公文、广告及应酬文以至政府机关的各种考试和许多报刊文章都使用文言文。

1934年5月，南京和上海之间又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文白之战。

汪懋祖在《时代公论》110号上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将五四以来所提倡的“现代体语文”

比之为“洪水猛兽”

，赞扬文言是“轻便之利器”

，而贬低白话为“粗笨之工具”

。

并颂扬“何（键）、陈（济棠）辈之主张尊孔读经”

是所谓“豪杰之士”

。

《时代公论》第117号还发表了许梦因的《告白话派青年》，认为“白话必不可为治学工具。

今用学术救国，急应恢复文言”

，并说“白话之实质，为外国的而非中国的”

。

为了反击这股逆流，上海许多报刊发表了大量的讨论文章，汪懋祖、许梦因的观点遭到不少人的驳斥。

后来，讨论的中心转移到“大众语”

的问题上。

最初提出“大众语”

这个名词的是上海的陈子展。

1934年6月18日，陈子展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文言——白话——大众语》一文，认为文言白话的论战早已分出胜负，现在应该比白话更进一步，“提倡大众语文学”

。

并认为，所谓“大众语”

，“包括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语言文字。

标准的大众语，似乎还得靠将来大众语文学家的作品来规定”

。

他又说：“所谓大众，固然不妨广泛的说是国民的全体，可是主要分子还是占全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以及手工业者，新式产业工人，小商人、店员、小贩等等。”

6月19日，陈望道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对“大众语”

的性质作了补充说明。

他认为陈子展只提出了说、听、看三样为标准是不够的，写也一定要照顾到。

要符合“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的条件，才能说是大众语”

。

后来在《大众语论》中，他对这个定义作了修饰，改为“大众语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来，看得下的语言。”

同年7月，陈望道又在《中学生》第47期发表《这一次文言和白话论战》，认为此次论战“场面的广阔，论战的热烈，发展的快速，参加论战的人数的众多，都是‘五四’时代那次论战以后的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