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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语言文字的变革与研究（第7页）

鲁迅先生也提出，可以“支持欧化式的文章”

，但那为的是“立论的精密”

，而不是“故意胡闹”

。

关于方言词语的规范，鲁迅先生曾举过两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普通话和方言在运用上的取舍原则。

他说：“上海叫‘打’为‘吃生活’，可以用于上海人的对话，却不必特用于作者的叙事中，因为说‘打’工人也一样的能够听懂。”

再如“回到窝里向罢”

，他也认为“反不如说‘回到家里去’的清楚”

。

因此他告诉我们，凡是普通话中有相当的词语，可以表达同样的效果，那就不必使用方言。

至于方言中的—些“很有意味深长的话”

，鲁迅先生也主张可以吸收到普通话里来。

事实上在五四时期，有不少方言词语已经进入了共同语的语汇，如北京方言中的“摆设”

和“甭”

，上海方言中的“垃圾”

和“货色”

，东北方言中的“哭鼻子”

和“老伴儿”

等。

因为共同语的丰富发展，必须不断从各方言中吸收有用的成分，才能够更好地表现现实生活。

直到今天，这种过程仍在继续。

随着汉语拼音化的实现，字量的研究也提上了日程。

研究字量是为了找出并确定现代汉语规范化之后的常用字和通用字究竟各有多少，是哪些字。

1913年2月，民国政府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

的时候，选取了当时通用的6500多个汉字，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最后用投票的方式审定了其标准的“国音”

，并辑为《国音汇编草》一书。

1918年，吴敬恒等人“将审定之字，改依《康熙字典》之部首排列”

，另又增加“未及审定而不可阙之字，或一字而但定主要一义而未及审定其他义者”

，还有“俚俗及科学新增之字六百余”

，约计6000多字，定名为《国音字典》，于1919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初印本）。

1920年12月，经北洋政府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

校核订正，由教育部以训令正式公布了《国音字典》。

1921年6月，再次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名为《教育部公布校改国音字典》，共收入13000余字。

这部字典实际上是20世纪由中国政府机构正式公布的第一个现代汉语用字表。

到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又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

，决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此即所谓“新国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