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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地质学和生物学的率先拓进（第1页）

第二节　地质学和生物学的率先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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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质学和地理学

在民国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之中，地质学走在最前面。

早在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矿政司下就设立了地质科，由章鸿钊任科长。

它一成立，便向各省下达公文，征调地质专业人才、地质参考品及各省地形地貌图，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工作。

特别是所长章鸿钊，连续发表《调查地质咨文》及《中华地质调查私议》，强调地质调查之重要，提出“谋国者，首宜尽地利以裕民财；欲尽地利，则舍调查地质盖未由已”

，进而呼吁：“专设调查所以为经营之基，树实利政策，以免首事之图，兴专门学校，以育人材，立测量计划，以制舆图”

[7]，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为地质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不久，北京政府工商部也成立了以丁文江为首的地质研究所，并招收了第一批地质专业的学生叶良辅、谢家荣、朱庭祐、李学清、刘季辰、王竹泉、李捷、谭锡畴等22人，这是我国第一批经过正式培训的地质专门人才，许多人日后都成为中国地质学的中坚力量。

民国初年，新兴的地质学队伍在丁文江等人的带领下，对正太铁路沿线及云南、川黔边界地区进行了为时两年的大规模地质调查，得到了初步锻炼。

在此基础上写成的《正太铁路沿线地质报告》，成为我国第一篇用中文撰写的地质报告。

1916年3月，中央地质调查所正式成立，丁文江出任所长，这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一个地质调查与研究机构，也是我国现代自然科学发展史上最早出现的专业研究机构。

它下设地质调查、古生物、新生代、经济地质、工程地质、地球物理、燃料、土壤等研究室。

以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创建为标志，我国现代地质学的发展开始步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各高校的地质学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走在最前面的是北京大学。

1918年，它恢复了地质系，聘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葛利普（A.W.Grabau）及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谢家荣等前往任教，课程逐渐完备，学生人数也不断增加，呈现出一派蓬勃向上的喜人局面，各方面成果陆续问世。

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正式组建，章鸿钊被推举为首任会长，创办会刊《中国地质学会志》，1926年后，又出版了《地质评论》。

继北京大学恢复地学系后，1927—1928年，南京中央大学、广州中山大学等也先后成立了地学系，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

各方面研究的开展、人才的集中、队伍的壮大，所有这一切为地质学新纪元的到来铺平了道路；而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又加速了这一进程。

1928年，著名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正式挂牌，两年后，北平研究院的地质研究所也创建起来。

接着，河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福建等省都成立了独立的地质研究机构，地质事业，在大江南北的广阔大地上开展了起来。

民国地质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地质调查方面　地质调查所成立后，随即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调查工作，由王竹泉调查山西，谢家荣调查甘肃、湖北，刘季辰调查云南、浙江，谭锡畴调查山东，他们足迹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

1921年翁文灏主持所务后，调查范围进一步扩大，东北至黑龙江，西南至云南，西北至甘肃、青海，几乎覆盖了整个中国版图。

这些大规模的调查，获取了大量的关于中国各地的地质、矿产资料，为地质学各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地质构造与地层运动方面　这方面课题是整个地质学的一大难点。

因此，它的成就大小，也最能反映一个国家地质学的发展水平。

在这方面，我国地质学界取得的成就卓著，举世公认，为祖国的自然科学赢得了荣誉。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著名地质学家、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之一——章鸿钊就大胆地将相对论运用于地质学研究之中，认为“大体言之，时代愈古则距离愈大，地层愈分则失之愈易，两地相距愈远，则比较推测之结果愈不可恃”

[8]。

由此提出著名的“级求法”

，即时代与层级间的对比关系，必当由远而近，以此类推，以时距较大者为单元，以纪为时代单元，将全球以东西经度、南北纬度为准，划分为无数极小区域，以任何区为中心，列于其周者为带，由近而远等。

还提出“时准”

概念，即地质单元必须与地层时代（代、纪、世、期）相一致的概念，这在当时令地质界同人耳目一新。

在地壳运动的研究上，李四光、章鸿钊、黄汲清、翁文灏、孙健初等群英荟萃，光彩照人。

他们的成就，充分显示出我国新兴地质学界的坚强实力，为地质学日后的进一步腾飞，铺垫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