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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社会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的演进（第6页）

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开始用功能观点进行民族调查，出版了不少著作。

代表作有费孝通与王同蕙合著的《花兰瑶社会组织》，林耀华著的《凉山夷（彝）家》，田汝康著的《芒市边民的摆》等。

此派在国际上曾产生过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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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派学人还翻译出版了不少西方民族学的名著，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杨东蒪等译），罗伯特·路威的《初民社会》（吕叔湘译），魏斯勒的《社会人类学概论》（钟兆林译），鲍亚士的《人类学与现代生活》（杨成志译）等。

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在民国也得到了初步传播，但尚未成派。

其重要理论经典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分别有杨贤江1929年和张仲实1946年翻译出版的两种著名版本。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了民族学院，进行了一些民族调查与研究。

在整个民国时期，民族学研究最大的收获，在于进行了大量的民族调查，撰写了不少调查和研究报告。

抗战之前，这类调查已有不少，如1928年，商承祖赴广西凌云调查瑶族；1929年，林惠祥赴台湾调查高山族；1930年，凌纯声、商承祖赴东北松花江调查赫哲族；同年，庞新民、姜哲夫、张伋调查广东北江瑶人；1931—1932年，何联奎调查浙东畲民；1935年，费孝通和王同蕙赴广西调查象县瑶人；同年，刘咸率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等七名团体人员赴海南调查黎人等。

其所写的调研报告，除前文已提到过的之外，著名的还有颜复礼、商承祖著的《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林惠祥著的《台湾番族调查报告撮要》、《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庞新民著的《广东北江瑶山杂记》；何联奎著的《畲民问题》、《畲民的图腾崇拜》；刘咸著的《海南黎人刻木为信之研究》、《海南黎人文身之研究》等。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民族学的调查研究并未因战乱而中断，而是继续有较大发展。

此期重要的调查主要在西北和西南地区进行。

如1939年芮逸夫和庞勋琴调查苗人及仲家；1940年，吴定良调查贵州苗民，著有《水西苗调查纪要》；1941—1946年，凌纯声、芮逸夫和马长寿等调查四川理番羌民；芮逸夫和胡庆钧调查川滇交界叙永的苗民，芮氏著有《苗语释亲》，胡氏著有《川南叙永苗民人口调查》；陶云逵调查云南新平县杨武壩鲁魁山倮族社会，著有《大寨黑夷之宗族与图腾制》；卫惠林率领中央大学边政系学生调查青海互助县土人，著有《青海土人之社会组织》；芮逸夫和石钟调查四川兴文县琪县僰人，著有《僰人考》等。

此外，李安宅对藏族的社会历史调查也很有名。

这一时期，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最多，尤其是苗族更为突出。

民国期间，仅有关苗族的调查文章就不下百十篇。

这些调查和研究报告，不仅为其他相关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资料，也为汉族人民深入了解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的自我认识创造了条件，从而促进了各民族之间文化的融合。

三、民俗学

民俗学是研究各民族民俗发生、发展、影响及其规律的一门人文科学。

我国有世界上最为丰富的民俗学材料和最早的民俗研究，但现代意义的“民俗学”

，却由国外舶来。

“民俗学”

这个中文名词，周作人1913年即已从日本引进[15]。

不过此一名词正式为国人所知，还是在1922年。

同年12月，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的“发刊词”

中明确宣称：“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

民国民俗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1918—1927年为其发端与开拓时期；1927—1949年为奠基与开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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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活动是民国民俗学最初的源头。

1918年，新文化运动健将刘半农、沈兼士等人为了创造新文学特别是新诗，想到民俗材料中去寻找活力和养分，因此开始注意起歌谣。

在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他们发起了一个歌谣征集运动，并于1920年成立了歌谣研究会，两年后又创办了《歌谣周刊》。

在周刊的发刊词中，他们声言要把“民俗学”

当成当时中国“很重要的一件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