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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防范运动式减碳 来自欧美的经验教训（第3页）

如今，绝大多数的可再生能源因技术限制在发电稳定程度上存在较多问题，影响其产出的因素众多，例如，天气与储能设备的成本等。

相较于火力发电的稳定性来讲，可再生能源更多起到的是一种辅助性的发电功能。

截至2020年12月，得克萨斯州电力装机总规模达到119435MW，其中占比最高的两项是天然气联合循环与风电，分别占总规模的35.85%与23.22%。

但同时这两项能源因不稳定的产能输出特性在面临本次极端天气时受到的负面影响也最为明显。

天然气联合循环与风电的中断容量下降幅度最大，而太阳能与其他能源因装机量偏低，所以在本次突发事件中受到的冲击并不大。

反观煤炭发电，在极端寒流气候下既可提供一定的产能，又表现得相对稳定。

所以，煤炭当前仍是居民生活保障的刚需目前，美国社会对拜登激进的“绿色新政”

批评不断：第一，短期扼制化石能源发展将造成用电成本的增加。

当前化石能源发电成本普遍低于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加之化石能源的供应量下降会导致价格上升，最终拉高总体用电成本。

第二，美国资本市场的稳定将会受到冲击。

资本市场中的ESG信息披露机制是有效反映上市公司绿色参与程度的手段之一，随着全球绿色金融理念的不断深入，美国ESG相关的投资资金比重也在不断加大。

但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实践表明，过快的ESG资产规模增长如果得不到实体经济的支撑，往往会暴露系统性金融风险。

第三，政府的公信力将会丧失。

在此次事件中，已造成至少数十人死亡以及百亿美元的损失，当地居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使得居民对当地政府的一系列做法产生质疑。

考虑到实现碳中和目标是一项长期行为，在未来，居民在配合政府实施各项减排政策时的积极性将难以调动。

第四，失业率将会上升。

化石能源项目的关停将会导致原先服务于项目的员工失业，在美国后疫情时代背景下，经济本就脆弱，运动式“减碳”

无疑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再添负面影响。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表示：“一个国家的活力取决于人民是否愿意牺牲部分收入和财富以确保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安全，从而提高人民的生产力、健康水平和福利。”

①但就得克萨斯州本次的停电事件来看，拜登政府在彼时忽视了基础设施对当地居民的重要性。

得克萨斯州当地电网企业为追求利润，执行运动式“减碳”

方案，并且不愿为预防突发事件支出额外成本的行为，造成了美国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受损。

这恰恰也违背了杰里米·里夫金的理论。

如果以牺牲居民日常生活保障为代价去“粉饰”

减排数据或赚取超额收益，那么在突**况下，政府与企业将会付出更高的成本去应对。

（二）荷兰对境内燃煤发电厂强行关闭使相关投资方损失惨重

欧盟的承诺是，要在2030年完成自1990年的碳排放基础上减排至少55%的目标。

为实现这一目标，欧盟各成员国不断在绿色发展上提速，但过于激进的绿色发展速度所带来的运动式“减碳”

是一些欧盟成员国需要纠正的。

追溯历史，早在1994年，除去意大利，欧盟所有成员国共同签署了《能源宪章》，为欧盟成员国间的传统能源贸易、项目建设、技术交流等合作提供便利。

也正是因为《能源宪章》的贡献，缺乏能源发展亮点的荷兰在短时间内结合了欧盟各成员国优势，将能源系统迅速建立与完善。

但在现如今绿色发展的大背景下，彼时《能源宪章》的存在形式显得有些违背当下潮流。

用“谈煤色变”

一词来形容当今荷兰的绿色发展可以说并不为过。

2018年，荷兰政府为响应《巴黎协定》的减排号召，提出了将要在2030年前逐步淘汰燃煤发电。

为尽快完成此目标，荷兰政府也在这一年开始强制关停大量煤电项目，这种做法引起各利益相关方的强烈不满，而这也在新能源技术与相关配套设施成本较高的情况下，给当地的居民造成了用电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