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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真实关系（第2页）

[45]因此，在剖析黑格尔哲学体系时，“必须从黑格尔的《现象学》即从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开始”

[46]。

《自然哲学》对马克思也有一定的影响。

通过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以及为撰写论文做准备的七份笔记和阅读黑格尔《自然哲学》时写下的“自然哲学提纲”

的三个方案，都能看到这种影响。

但是，不能由此作出结论，即《自然哲学》对马克思有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向承认自然第一性的一般唯物主义的回归。

实际上，马克思是为了研究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而去解读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的。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之所以研究伊壁鸠鲁，并不是出于对其自然哲学学术上的兴趣，而是因为伊壁鸠鲁是古代启蒙思想家、自我意识哲学家，对伊壁鸠鲁的研究是有利于理解德国当时的启蒙运动的。

所以，当马克思在政治上面临更为迫切的任务时，他就把博士论文的修订和出版工作放到一边去了。

[47]更何况，在解读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时，马克思并未留下真正有实质意义的札记。

在马克思读过的黑格尔著作中，他留下札记最多、作过系统研究和深刻评论的不是《逻辑学》和《自然哲学》，而是《法哲学原理》和《精神现象学》。

然而，马克思在这方面的两部重要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未读过。

因此，他们就很容易从《逻辑学》和《自然哲学》的视角出发去理解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自己在《莱茵报》期间的困惑时指出：“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48]这段重要的论述表明，正是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确立了两个重要思想：一是法的关系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一思想构成马克思全部法哲学理论的基础；二是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当诉诸政治经济学，这样一来，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市民社会”

的批判性思考就成了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促进自己思想转变的关键。

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认识到，“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

[49]，认识到“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

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

[50]。

黑格尔是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中来论述人的权利、义务和本质的，正是基于这方面的思考，马克思后来把人的本质规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同时，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还启发马克思制定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方法。

如果说《逻辑学》主要是“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

为马克思提供了启示，那么，《法哲学原理》则主要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上为马克思提供了启示。

马克思在论述这种研究方法时指出：“黑格尔论法哲学，是从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即占有开始的，这是对的。”

[51]《资本论》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光辉典范。

《资本论》关于占有、分工、契约、价值、人格、自由王国等的许多论述，或直接以批判的方式引证了《法哲学原理》，或间接地体现了《法哲学原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