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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现代语境中的马克思哲学（第5页）

[36]福柯坦言：“我关注的是知识、学术、理论同真实历史的奇特的关系”

[37]，他对知识与权力、监狱与权力等关系的探讨，都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的压迫机制。

鲍德里亚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9世纪发展到20世纪，是一个实现对“社会表征的完全操作”

的过程，因此，他从马克思的商品转换理论过渡到“符号转换”

问题，并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进行“符号经济学”

的批判。

杰姆逊明确地把后现代主义定义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并认为“真正的‘历史恶梦’是劳动这个事实本身，异化劳动这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和创造精力的浪费，这个耻辱的事实无法从任何形而上学范畴获得意义”

[38]，因此，应“引开”

异化劳动这个令人不堪的事实。

这表明，后现代主义并非是无根的浮萍，并非是某些思想家的“喃喃自语”

，它有其特定的现实背景和实践根源，是批判地指向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尤其是文化状况和知识状况的。

“后现代批判是彻底的反原旨性——避开一切本体的、认识的或伦理的绝对主义。

同时，它也坚定地表明改革西方现存社会秩序的激进态度。”

[39]

正是由于马克思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都是对资本主义尤其是异化状态的批判，所以，马克思哲学准确地预见到了“后现代”

的某些特征，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在从事批判时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马克思哲学，二者在当代不期而遇。

这不是神话，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当然，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马克思哲学也不乏微词，其主要批评包括两个方面：（1）马克思哲学具有强烈的怀疑、批判精神，但它又能够被嵌入共产党人建构的“实体”

之中，并被整合为统一的理论体系，被作为某种政治的思想基础和行动纲领，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元叙事”

，从而难以逃脱保守和封闭的命运。

（2）马克思哲学倡导实践的首要性，强调人的现实性及生活的多元化，但它关于阶级斗争和人性解放的学说，仍是一种“宏伟叙事”

，从而导致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对于统一整体的偏执和对异质成分的压抑；马克思提供了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认识框架，但他对作为一种认识范式的“结构”

过于迷恋和依赖，因而对犯罪、疾病、孤独和死亡等人类生存的基本困境涉猎甚微，等等。

显然，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赞赏的是马克思哲学中重视非确定性、非中心、非基础性的一面，批评的是马克思哲学中强调确定性、中心性、基础性的一面。

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马克思哲学的褒与贬，公正也好，偏颇也罢，对我们来说，其意义主要在于其中呈现出来的一种对马克思哲学的新理解。

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既解构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又解构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解释系统，重新直面马克思哲学的“文本”

，使马克思哲学中某些长期以来被忽略、被抑制乃至被遗忘的成分得以“苏醒”

；后现代话语倡导异质性和边缘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所理解的马克思哲学，即后现代语境中的马克思哲学，也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把握游离于“传统”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谱系之外的马克思哲学，从而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语境中的马克思哲学是以零散、疏离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对于马克思哲学，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往往强调其方法而非结论，重视其思路而非体系，赞赏其某些片断而非整体。

更重要的是，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马克思哲学中某些成分的强调，其意图在于对作为整体的马克思哲学进行解构，使其呈现内在的对抗性和自我消解性。

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或隐或显有这样一种看法，即当马克思哲学被发挥成一种批判性的政治观念时，其原初的哲学观念的批判性就受到严重抑制，从而不可能贯彻始终。

因此，在后现代语境中，马克思哲学变得支离破碎，不再具有一以贯之的统一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