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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往概念的导入与唯物主义的贯彻（第2页）

，“把人和自我意识等同起来”

。

“既然被当作主体的不是现实的人本身，因而也不是自然界——因为人是人的自然界，——而只是人的抽象，即自我意识，所以，物性只能是外化的自我意识。”

[1]这一切显然是唯心主义的怪想。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始终是主体”

，“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

，因而“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

[2]。

这样，马克思就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活动改造为人的实践活动即劳动，这就在某种意义上克服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抽象性，站在了唯物主义的立场之上。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过程作为现实的主体的活动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过程，即“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

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

，但“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

实际上，劳动产品同主体的异化是“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

的结果，这种异化劳动必然导致“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

和“人同他人相异化”

[3]。

这样，马克思就借助于劳动异化对于主客体的对立即人类的奴役关系进行了说明，并进而论证了“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4]。

马克思借助于劳动异化理论对于主客体对立及其扬弃的论证，是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异化理论的一种克服。

既然马克思是从人的活动即物质生产出发，而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因而历史运动在本质上就是物质的、感性的过程，历史过程不外是人的现实生活的异化与复归过程，而自我意识的异化不过是“人的本质的现实异化的表现”

[5]。

这样，马克思就自觉地意识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

[6]。

这就用人的物质的、经济的活动去说明了意识的活动。

但是，这里所说的作为出发点或活动主体的人，是指作为“类存在物”

的人。

按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观点，人“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

，人的类特性即改造对象世界的生产活动，“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

，而“特定的个体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类存在物”

[7]。

显然，这样的主体还不是直接现实的主体，因为作为人的本质的类在这里是被当作一个现成的东西提出来，进而用来规定每一个体的本质的，人的本质在这里还有某种抽象性，还不是现实的人在物质活动中的自身规定。

因而，这一出发点虽然是唯物主义的，但却仍然带有某种抽象性。

同时，由于这一出发点直接设定了现成的类本质，因而也就排除了用个体之间的交往关系来规定主客体关系的可能性。

这表明，马克思此时还未摆脱费尔巴哈的类本质异化理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