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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社会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1（第6页）

基督教社会主义从中看到的是欧洲人因原始自由之罪以及有限的遗传之罪和整体之罪而脱离了其本真的规定性以及人的本真规定性；而在迈向强制性共产主义的实际趋势中，基督教社会主义看到的不是人间的乐园，反而似乎是一种上帝的体罚，如果不自愿转向基督教社会主义，那么，这种体罚就会是人性在未来面临着脱离其规定性的危险。

基督教社会主义从当前的诸种运动中看到的不是所谓人性的进步运动和向上发展（单纯出现在欧美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就其起源来说和这样一种人性毫无瓜葛），而是欧洲的颓废以及西方文化面临的死亡威胁，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些运动必须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

即使是马克思从逻辑上讲也根本不能认为单纯受盲目的经济因果性驱使的历史具有“进步”

的意义。

这样一种观点是他从黑格尔那里一股脑儿接受下来的。

然而，这种观点在黑格尔体系之内起码还有其合理性，因为在黑格尔看来，连神圣观念本身也应当在历史中发展起来，但是，在马克思那里，这种观点却毫无根据。

所以，基督教先知社会主义者可以说是悲观的先知，而不是马克思那样的乐观先知。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们还和《旧约》中的那些悲观先知，以及精英人物觉察到文化在死和没落的基本趋势的时代里的悲观先知极为相似。

许多情况下，先知们都提到了“剩余”

（Reste）的幸存者，犹大毁灭了，他却坚持了下来，并将在弥赛亚的毁灭中获得新生。

这种“剩余”

的观念远不只是一种《旧约》观念。

作为社会学的思维方式，凡是文化行将没落的地方，它都必然会竭尽全力再现出来。

斯多亚派觉察到了旧世界的没落，因而提倡隐居。

本尼迪克特（Beus）由罗马迁到了苏比亚科（Subiaco），禁欲生活中和基督教完善理想一道保存下来的还有遭到了时间从外部进行蚕食而剩余下来的古代文化的高贵部分。

基督徒过着一种基督教的生活，这不是他们的相对义务，而是绝对义务，如果文化语境决定他们根本无法再过这样一种生活，他们就必须当机立断放弃这种文化语境，去热爱上帝，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当机立断“把自己从世界中退隐出来”

。

坚持对上帝忠诚不渝的人在文化颓废的伟大时代里正面临着一种十分棘手的选择，即要么和世界一道，以便对它作合理建构，要么从世界中抽身出来，尽量将旧世界中尚存的最高价值保持下来，使它们避免陷入公共生活的历史似乎难免要进入的深渊之中。

由于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包含着一种关于现代世界以及资本主义时代的颓废假说，因此，它对这些趋势不会像完全持文化乐观主义和对进步坚信不移的德国天主教面对战争曾经表现出来的那样目瞪口呆。

人们对我或许已有准确的理解。

人类进步的一般规律——我认为它是基督教哲学的永恒真理——绝不会遭到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反对。

如果反对，那么，挽救受到野蛮的强制性共产主义威胁的“更好”

的后世利益还有何意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出发点只在于假设，欧洲文化没落的“威胁”

并非天生注定——如果受到了威胁，欧洲人也不会置若罔闻。

但是，这足以使基督教社会主义以一种完全不同于德国天主教徒迄今为止所持的态度来面对当代和迎接未来。

（曹卫东译）

[1]选自《舍勒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9。

[2]在《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实质的价值伦理学》一书中，我曾试图从纯哲学的角度重新阐释这一学说，并严格加以论证，这里必须指出这一点。

从神学角度讲，我认为这一学说在M．S的《基督教神秘主义》（Freiburg，1912）一书中有深刻的论述，特别是在他指出基督如何占据整个宇宙中心的地方。

[3]参见拉特瑙：《论未来的事物》，柏林，1917。

[4]参见《共产党宣言》，第111节。

[5]此句引文舍勒未注明出处，德文本《圣经》中无这一句话。

就文义看来，与《旧约》中的两段话相似：一、《以赛亚书19：22》，“上主要惩罚他们，也要医治他们。

他们要转回，归属于他。”

二、《玛拉基书3：7》，“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

——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