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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18（第2页）

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它把全部有意义的历史分割开来，但不再分割为一个异教的“前”

基督和一个基督教的“后”

基督，而是不那么彻底地分割为一个“史前时期”

和一个未来的历史。

无产阶级专政把人们从必然王国带进没有任何史前时期那些对抗的自由王国。

因为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社会生产程序的“最后的”

对抗形式，并且在自己的胎胞里发展出最终解决资本与劳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这种对抗的条件。

市民—资本主义的社会“终结了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

。

在早期关于未来社会的略图中，马克思描绘了这个世俗的上帝之国。

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那就是个人，随着他们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异己力量的支配，即受到资本的支配，或者更确切地说，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现代世界所扮演的角色，就如同古代的命运一样。

这种决定命运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大了，人们无法摆脱它。

“但是，另一种情况也具有同样的经验根据，这就是：这种……力量，随着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以及随着私有制遭到与这一革命有同等意义的消灭，也将被消灭。

同时，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各个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但是对他们说来却一直是一种异己的、统治着他们的力量。”

[19]稍后，在1856年的一篇文章中，马克思描绘了这种自我异化：“有一个重大的事实，标志着19世纪的特征，没有任何党派能够否认它。

一方面，工业和科学的力量已经以过去任何历史时代都无法预见的方式复苏。

另一方面，一种使罗马帝国最后年代里的那些经常被提到的灾祸黯然失色的衰落，其征兆已经显露出来。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件事物似乎都孕育着它的对立面。

机器具有缩短人的劳动并提高它的效益的惊人力量：我们看到，它是怎样导致了饥饿和劳累过度。

财富新释放出来的力量由于一种罕见的机缘巧合成为贫困的源泉……人类成为大自然中的主人，但人却成了人的奴隶……我们所有的发明和进步的结果，似乎就是各种物质力量都被配备上精神的生命，而人的生存却被愚化为一种物质力量。

这边的现代工业和科学与那边的现代贫困和衰落之间的这种对抗，生产力和我们时代的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立，是一个事实，是一个明显的、惊心动魄的、无可置疑的事实。

一些党派可能会为此悲叹，另一些党派可能会希望甩脱各种现代能力，以便也甩脱各种现代冲突。

或者它们可能会想象，经济中的一种如此明显的进步为了完善就需要政治中的一种退步。

就我们这方面来讲，我们并没有忽略精力充沛地继续前进，制造出所有这些对立的狡猾的精神（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

我们知道，为了完成美好的事业，社会的新生力量只需要新型的人。”

[20]

人们要问：马克思是否在任何时候都澄清了他的要求（即，通过改造人来创造一个新世界）的人性的、道德的、宗教的前提条件呢？他似乎对一种可能的再生的各种条件置若罔闻，独断地满足于那个抽象的公式，即新型的人是创造共同体的共产主义者，是政治动物，是现代“世界城邦”

的社会“类存在”

。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新人的种子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不幸的造物，即无产者。

无产者与自身的异化已经达到了极端，因为他必须把自己出卖给资本主义占有者以换取工资。

马克思远远没有对无产阶级的个别命运寄予过分人道的同情，而是把无产阶级看作是通过一场世界革命实现全部历史的末世论目标的世界历史工具。

无产阶级之所以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特选子民，恰恰是因为它被排除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特权之外。

西哀士（Sieyès）在法国革命爆发前曾宣告，市民什么也不是，但正因为此他才有权利成为一切；与此相同，在市民社会胜利之后50年，马克思也宣告了从市民社会中发展出来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无产阶级提出了彻底的要求，因为它被彻底地异化了。

无产阶级作为现存社会的一个例外，生活在这个社会的边缘，它是唯一有可能变得标准化的可能阶级。

因为尽管现存社会的崩溃在资产阶级身上和在无产阶级身上以同样的规模表现出来，但是，唯有无产阶级才承担着一种普遍的使命，具有一种拯救的功能，因为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完全没有市民特权。

无产阶级不是现存社会内部的一个阶级，而是在它之外的一个阶级，正因为如此，它是一种绝对的、无阶级的社会的希望。

由于它以最高的、人的方式表现和集中了所有社会领域的对抗，所以，无产阶级是解开整个人类社会问题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