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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18（第5页）

的根本恶，或者用“圣经”

的话说，是这个时代的原罪。

和原罪一样，它不仅腐蚀了人的道德能力，而且也腐蚀了人的精神能力。

剥削阶级对自己的生活体系只能有一种“错误的”

意识，而没有剥削罪过的无产阶级同时借助自己的真理，透视资本主义的错觉。

作为根本的、感染一切的恶，剥削远远不止是一个经济的事实。

即使我们假定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也不可能从阶级斗争是本质性的、“决定”

其余一切的事实这一点得出科学的分析。

无论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还是在奥古斯丁看来，奴隶制都是众多事实中的一个事实。

在他们看来，它是一个自然的现实，决不是应受谴责的；在他们看来，它是一个应由博爱来缓解的社会事实，但对于永恒的救恩或者诅咒来说，并不是决定性的。

只是随着自由的市民社会的出现，才从解放的要求出发，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感受为，并如此称为剥削。

既然马克思坚持不受任何道德上的成见和评价的影响，然而却把他对社会对立的各种不同形式的枚举总结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这样的挑战性词汇；那么，这就是他自己的一种奇异的误解。

《共产党宣言》的奠基性前提不是作为两个相互对立的阶级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毋宁说，对抗在于这一个阶级是黑暗的子民，而另一个阶级则是光明的子民。

同样，马克思以一种科学预言的形式预示的市民—资本主义世界的最终危机，就是最终的审判，尽管据说它是由历史程序的无情规律作出的。

无论是“资产阶级”

和“无产阶级”

的概念，还是把历史看成两大敌对阵营之间日益尖锐的斗争的一般观点，尤其是这种斗争的戏剧性**，都不能以纯粹经验的方式得到证明。

只有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的”

意识中，全部历史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在这种观念背后的现实的推动力是显而易见的，弥赛亚主义，它不自觉地根植于马克思自己的存在之中，根植于他的种族之中。

即使他是19世纪的自由的犹太人，是坚决反宗教的，甚至是反犹太主义的，他也还是一个受《旧约》局限的犹太人。

从手工业到大工业的两千年之久的经济史都无法改变的古老的犹太弥赛亚主义和先知主义，以及犹太人对无条件正义的坚持，都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想主义基础。

《共产党宣言》以科学预言的相反形式坚持着信仰的特征，坚持着“对人们希望的东西的某种信赖”

。

因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敌对阵营的最终对抗，与对最后的历史时期中基督徒与反基督徒之间决战的信仰相对应。

无产阶级的任务与特选子民的世界历史使命相似，决非偶然。

被压迫阶级的普世拯救功能与十字架和复活的宗教辩证法相对应，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化与旧的时代向新的时代的转化相对应。

《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全部历史程序，反映了犹太教—基督教解释历史的普遍图式，即历史是朝着一个有意义的终极目标的、由天意规定的救赎历史。

历史唯物主义是国民经济学语言的救赎史。

似乎是一种科学发现的东西，如果人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

的方式剥除其哲学外壳和宗教色彩，从头至尾都充满了一种末世论的信仰，这种信仰在他那里规定着所有具体断言的全部力量和有效范围。

在科学上论证无产阶级的弥赛亚主义使命观，并通过纯粹确认事实来激励千百万追随者，这是不可能的。

在犹太教的弥赛亚主义和先知主义中寻找《共产党宣言》的根源之可能性，揭示了唯物主义观点自身的一个基本困难；马克思虽然看到了这一困难，但却不能解决它。

他曾联系到古希腊的艺术和宗教来讨论这一困难：“在罗伯茨公司面前，乌尔坎（Vulkan）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朱比特（Jupiter）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赫尔梅斯（Hermes）又在哪里？……阿基里斯（Achilles）能够同火药和弹丸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dieMuse）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灭吗？”

然而，马克思继续说道，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与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毋宁说，困难的是，它们仍然是我们的艺术享受的源泉，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高不可及的范本。

如果我们把这同一个问题运用于我们自己从其宗教背景解释《共产党宣言》的尝试，那么，它应该就是：如果自弥赛亚时代以来已经完全改变了的物质生产力是所有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古老的弥赛亚主义何以仍然能够起作用，并且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宗教范本呢？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决不是令人信服的。

他只是简单地断言，希腊文化虽然其物质前提条件具有不发达的特征，却对我们有着“永久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