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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现象学的存在概念1（第6页）

的原始形式，也就是作为两个领域的分离的个体生活与城邦生活、“特殊事件与普遍事件”

。

在罗马帝国，人最终要脱离他的城邦，并且归结于他自身，归结于他的私有财产、特殊劳动、他被压抑与被规定的领域中去。

国家对他已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这最初是黑格尔的、后来又成为马克思的术语——一种异化的形式。

宗教异化是与这种政治异化相适应的，因为单个的人在城邦中已经失去了他自己生活的意义，他只能够避开他固有的被限定的世界并藏身于在他自身之外确定的永恒本质之中。

政治异化与宗教异化并驾齐驱，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认为的，法国革命宣称要消除这两种异化，要单个的人完全地变回为公民，天与地沆瀣一气了。

但是，消除异化被证明是不可能的，现代国家应有足够的力量使其固有的“现象”

在它内部持续存在，这“现象”

显而易见是一种作为理念阶段的自由主义。

然而，意识到自身的理念在宪法与王权中为了自身而确定为一种特殊的现实。

在现象的现实中，两个环节是分离的；但在真正的现实中，理念自身分裂并投入自身之中以在中介的永恒运动中与自身和解。

但是，中介概念在黑格尔的国家哲学中是模糊的，它被表述为公众舆论、政治国家中市民团体的表象、官僚主义等等，马克思最猛烈地抨击的正是这个中介的观念。

概括说来，黑格尔认为现代国家与古代城邦相反，它有足够的力量“使得主体性原则实现直至到达独立的个体特殊性的极端，同时把这个原则引至实体的统一并用这个原则本身来维持统一”

。

简要地说，黑格尔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提出的那个问题已经解决，那就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个体自由与普遍意志之间的调和问题。

但正如马克思已指出的，黑格尔并没有真的在他建立起来的诸中介中解决这个问题，他是在时代的历史偶然性中发现中介的。

马克思是不是解决得更好一些呢？他在公民社会内部的冲突中发现了问题的根源，是否就能够消除这个问题呢？市民社会内部的冲突就是在各种生产力上面产生的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这样，在阶级斗争结束后，单个的人与公民之间的二元论就随之消逝，这两个阶段首先在共产主义形式下然后又在无政府主义的形式下相互融合。

我们只要记住，黑格尔在马克思之前就曾一度几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后来他坚决反对完全消除人的异化，这不仅因为他曾经或变为更加保守，而是因为他受到他亲眼目睹的种种事件的启迪，其他更深刻的原因则与他的理论有关，我们在此不想再讨论下去。

总之，他的理论可归结于他的有关人与国家相互关系的观念，这些关系不会使自己沦为经济生活的上层建筑的。

马克思批判的细节——黑格尔的观念设定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区别，而马克思的批判提出国家融化于社会之中则是这个矛盾——不仅仅是在黑格尔的思想中而是真实地在某一个历史阶段中表达出来的矛盾——的二元论的出路，社会为了不再陷入个体的原子说中而进行自我改造。

真实的人，也就是活着的人和劳动的人应该在丧失其超越项之特性的国家中原原本本地表现出来。

真实的人应该真正地在国家中——但不再是在形式的或自我异化的方式下——被表述。

不久，马克思又给这个批判加上一种更加纯粹的经济意义，他指出，事实上，市民社会的异化国家只不过是社会中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

因此，当另一个阶级也使用这个工具时，就可能真正地消除异化。

但在1842～1843年之间，马克思还没有发现这个发展；他只是声称要用资产阶级社会——黑格尔的唯一的具体术语——来解释国家观念，重新把黑格尔体系头脚颠倒过来；而不是像黑格尔那样把市民社会当作一种“理念的现象”

。

这个颠倒囊括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全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是在颠倒的形式下表述国家体系的。

真正的具体主体、对象的真正承担者就是社会的人，他属于被黑格尔称作市民社会的东西，这个具体的人的对象，实际上就是黑格尔的国家，黑格尔错误地把它变为了主体。

理念是社会的人创造的，它作为真正的主体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出现，马克思据此说，这是“一种蜕化为神秘化的秘密”

。

理念—主体在市民社会中，在君主立宪制、官僚制度或上下两院中自我确立并自我“现象化”

，它取代了创造历史的人的地位。

它归结于自身而且仅仅归结为自身，它如同逻辑的理念只能通过这个神秘化来解释具体的历史。

因此，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马克思所正确揭露的纯逻辑与经验主义是并驾齐驱的，马克思特别指出黑格尔是从在逻辑学中极有价值的纯理念过渡到既是在生物生活领域的有机体中又是在政治生活领域中构成的具体现实。

黑格尔至多赞成国家是一个有机体，但是，他还声称当他指出国家应是什么类型的有机体、应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陌生的内容，黑格尔并没有因此而真正考虑这内容，而是把内容与逻辑观念相提并论，他还为这逻辑观念复制一成不变的图表。

按照马克思的绝妙公式，黑格尔在此是用“逻辑的事物代替事物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