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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现象学的存在概念1（第8页）

比方在美国，很可能就像马克思所说：“共和制就像我们这里的君主制一样只是一种简单的政治形式。”

这个形式并不与本质相符，或者说本质——具体的社会生活——并不与那不是真正表达它的形式相一致。

“国家政体至此已成为宗教的领域，即人民生活的宗教，它成为面对人在地球上存在现实的普遍性的天空。”

作为共和国的抽象的国家在真实的人之外提出真正的社会化的人，犹之乎作为宗教的基督教在人之外提出人的真理。

黑格尔深刻地发现了这个分裂，马克思曾经赞扬黑格尔的发现，因为它表明了历史的某一特定境况，但是，若黑格尔没有“因为描绘了真实的现代国家的存在”

而受到责备的话，那当他“为国家的存在而提供它所是的”

时候，他是应该受到批判的。

理性之物应该成为真实的，“这恰恰与非理性现实是背道而驰的；非理性现实处处与它所表达的东西相矛盾，而且可以说它所表达的正是它所是的反面”

。

这就是黑格尔思想既在形式（思辨唯心主义）中又在本质（固定的特殊的历史境况，这种境况不包括在基本的不平衡之中）中的神秘化所在。

现在，我们已能够发现马克思思想的前提是与黑格尔思想的前提根本对立的。

马克思设想了与其社会本质（不幸的是，他从未明确地指出这个社会本质包含着什么，在这点上的模糊暧昧造成了后来的严重后果）相符合的人的真实存在的可能性。

若我们承认这个观点，那还应该去了解为什么人的本质还没有能够在存在中现时化。

马克思在社会阶级的冲突中发现了种种历史原因。

但是，由于阶级之间的斗争已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得到解决，人的社会本质与他真实的存在之间的矛盾将会消逝；它将真正地消逝，而不像在宗教或黑格尔哲学的中介中那样只是从理念上消逝，黑格尔的哲学中介其实只是知的杂技而已。

黑格尔的辩证法总是在中介的内部保持对立的紧张状态，马克思的真正的辩证法则努力要完全消灭这个紧张状态。

它宣称要在自身的真实中达到这个目的。

但是，如果考虑到黑格尔可能会对马克思这个批判的反驳，我们认为他是反对“人类境况的悲剧”

会消逝的观点的。

这个悲剧不仅仅取决于某些随时可能消逝的经济冲突，它还取决于生命运动本身或者历史中的理念的运动。

黑格尔与马克思是从奇妙的也是可解释的相反角度来看问题的，如果人们承认，黑格尔在其思想演变的某一特定时期曾经和马克思一样想到要在实际中消灭异化，而在后来鉴于某些历史事件又不得不推翻这些想法的话，那么，黑格尔在这里似乎被涉入到无止境的辩证运动中，理念在这个运动中熠熠发光，而马克思则预见了历史的一种终结。

我们是在一个特殊点上清楚地发现刚才所提到的两个不同的角度。

黑格尔实际上注意到：作为国家最高原则的统一只有在“内部忧伤与外部危险”

的时机中才能真正地自我实现，它因而作为否定之否定的理念的统一显露出来，而历史则真正地揭示了理念。

这样，革命中的恐怖时期和国家对国家的战争成为世界历史的不可避免的环节，这些环节不断地重现，因为在这些环节中，在这些“消逝的消逝”

的现象中，绝对的生命或黑格尔所说的理念表现了出来。

马克思在谈到黑格尔理念主义时嘲笑了黑格尔的理念：“这种理念主义只有在战争或忧伤的情况下才拥有自己的现实，以至它的本质成为了真实存在着的国家的战争或忧伤的状态，至于它的和平状态则恰恰是国家机关的战争与忧伤。”

换言之，黑格尔在历史存在的悲剧中发现了理念，而马克思则相反，他在消除这种悲剧的过程中，在实际的和解或实际的合题中发现了黑格尔理念的真正等同物。

而这个问题是太重要了，以至我们不能够只是一笔带过。

这个问题把我们引至两种不同世界观的对立，它使我们在黑格尔的作为历史根基的生存与死亡的斗争中追溯到两种世界观分歧的根源，至于人剥削人，那只是这个斗争的一种结果，而这个结果却反过来充当了马克思的出发点。

如果直接触及我们只概括谈到的问题，那存在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现实冲突就可能会变得明白一些。

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注意到，当黑格尔针对历史悲剧采取一种过于沉思的立场时，他就已远离了存在的立场；他把历史悲剧提到哲学的高度，这种哲学对种种现实的**感到厌倦，它从中脱身而出以思考这些**。

而马克思在这里则把“现实的茅屋与哲学思想的宫殿”

对立起来，因而又一次显示了他的全部优势。

关于黑格尔用两院来说明的立法权和“裁断权”

——两院都是以各种不同名义在非组织群众与政府之间建立起来的中介——马克思指出，黑格尔一方面阐述了尚未进行法国式政治革命的德国所固有的业已陈旧的历史境况；另一方面又参考了法国革命的思想，由此就在黑格尔的论述中出现了第一个矛盾，那就是在那个时代德国理念的行动的落后。

而随后又出现了一个更为深刻的矛盾，那就是德国意识形态的先进，这种先进与历史现实的落后是相矛盾的：“德国人思考其他人民所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