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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在西方的终结 一个结语1（第6页）

和“意识形态的总体观念”

之间作出区分。

在第一层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拥有某些价值观念的个体也拥有利益。

我们可以尽量地了解这些价值或信念的意义，或者通过把价值观念同他们拥有的利益联系起来，去了解为什么一旦他们拥有了利益，便会有价值观念随之而来的原因——尽管这些利益不一定都是经济利益；它们也许是社会地位的利益（诸如一个种族团体想要提高它的社会地位，想要得到社会的支持），或者像代表权这样的政治利益等。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谈论商业的意识形态、劳动的意识形态等（当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长、通用汽车公司临时总裁查尔斯·E·威尔逊说“对美国是好的东西也就是对通用汽车公司是好的东西，反过来也是如此”

的时候，他表达了某种意识形态，即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由于这个国家的福利依赖于企业的财富，因此，经济政策应该满足企业社团的需要）。

某种总体的意识形态是关于丰富的现实的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它是充满**的一系列信念，它试图全面改造生活方式。

对于意识形态的这种承诺——对一种“事业”

的渴望，对深刻的道德感情的满足——不一定是以观念的形式反映利益。

在这一意义上，在我们在此使用它的这一意义上，意识形态是一种世俗的宗教。

意识形态把观念转化成了社会的杠杆。

马克斯·勒奈曾经把一本书的书名叫作《观念就是武器》。

他这样称呼绝无讽刺意味，这就是意识形态的语言。

不仅如此，这是对观念的结果的认可。

当俄国批判主义先驱维萨里昂·别林斯基初次读到黑格尔，并且开始相信如下哲学等式的正确性的时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

，他变成了俄国独裁政治的支持者。

而当他后来明白了黑格尔的思想中包含着相反的倾向，即从辩证的意义上讲，这个“现实的”

蕴含着一层不同的含义时，他又一下子变成了一位革命先驱者。

小拉夫斯·W·马修逊评论说：“别林斯基改变信仰的例子，形象地说明了他对待观念的态度：这种态度不仅易受一时的情感冲动所左右，而且是缺乏远见的。

它对这些观念的反应仅仅是根据一时的相关情形作出的，而且必然把这些观念贬低为工具。”

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力量也就在于它的**。

抽象的哲学探索总是千方百计地消解**，而人总是企图合理化所有的观念。

对于思想家来说，真理产生于行动，它的意义是通过一种“顿悟时刻”

被赋予经验的。

思想家不是在沉思中求得生存的，而是在“行动”

中求得生存的。

实际上，可以这样说，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潜在的作用就在于诱**感。

除了宗教（及战争和民族主义）以外，很少有哪种形式能够把情感能量引发出来。

宗教符号化了人的情感，使它们枯竭了，把来自现实世界的情感能量统统转化成了祈祷文、礼拜仪式、圣礼、信条和宗教艺术。

意识形态则使这些情感融合到一起并把它们引向了政治。

但是从其最有影响的方面来看，宗教的作用远不止此。

它是人们处理死亡问题的一种方式。

对于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是强有力的、无法避免的，尤其是对于暴力死亡的恐惧——粉碎了关于人具有力量的这个光辉灿烂、富丽堂皇而又转瞬即逝的梦想。

正如霍布斯指出的那样，对死亡的恐惧是良知的源泉；回避暴力死亡的努力是法律的源泉。

当人们实际地相信天堂和地狱成为可能的时候，对于死亡的恐惧便得到了缓和和控制；要是没有这种信仰，那么将只存在自我的绝对湮灭。

随着宗教在19世纪的日益衰弱，不自觉地表达出来的对作为绝对湮灭的死亡的恐惧或许会高涨起来。

或许，它正是非理性得以泛滥的一个原因，这种非理性是我们时代已经变化了的道德气质的一个明显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