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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预言光荣的希望1（第3页）

罗柏森是一位《圣经》的当代诠释者，他在美国造成的苦难很可能会超过阿贝尔·古兹曼设法在秘鲁造成的苦难。

总而言之，当人们阅读《共产党宣言》和《新约》的时候，最好不要理睬声称是这一个文本或那一个文本的权威诠释者的预言家。

在阅读这些文本本身的时候，我们应该轻轻略过这些预言，集中关注希望的表达。

我们应该把两者读作鼓舞人心的文献，它们都是对林肯所称“我们本性的更好守护神”

的诉求，而不应该把它们读作对人类历史或人类命运的精确描述。

假如人们把“基督教”

这个词当作这样一种诉求的名称，而不是当作一个知识断言，那么那个词仍然可以作为为人类体面和人类平等而起着作用的一种强大力量的名称。

假如“社会主义”

得到了同样的考虑，那么它便是一股相同力量的名称，便是一个没有过时的更精确的名称。

“基督教社会主义”

既重复又唆：现在，要是你不希望民主政府将以市场决不会施行的方式重新分配财富和机会，那么你便无法希望《圣经》所鼓吹的博爱。

要是没有同样认真地对待这种再分配的需要，那就没有办法认真地把《新约》作为一个道德绝对命令而不是一个预言来对待。

虽然《共产党宣言》写于过去的时代，但是它仍然是我们从观察实际工业资本主义中吸取重要教训的一个伟大文献。

推翻极权主义政府，施行立宪民主制度对于保证人类平等和人类体面仍然是不够的。

现在的情况和1848年一样：富人总是想尽办法使穷人变得更穷而让自己变得更富，劳动力全盘商品化将导致工薪收入者的贫困化，“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

正如异教徒和基督徒的区分已经过时，现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分可能也已经过时了，不过要是人们用“20％最富阶层”

取代“资产阶级”

，用“其他80％的阶层”

取代“无产阶级”

，那么《共产党宣言》中的大多数语句仍然是真实的（不过，应该承认的是，它们在像德国这样充分发达的福利国家稍微不真一些，而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要更为真实些。

在美国，上层贪婪依旧，而在福利国家，人们已经获得了最起码的生活保障）。

假如说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这句话被解释为意指在每一种文化中，在每一种政府形式统治之下，以及在每一种能够想象得到的情景之下（例如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时的英国，荷兰人撤回国以后的印度尼西亚，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英国和里根执政时期的美国），已经握有财富和权力的人为了保证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能够永远垄断财富和权力而进行撒谎、欺骗和偷盗的话，那么这句话仍然是真实的。

如果说历史表现一种道德的壮观，那么这种壮观就在于为打破这些垄断而斗争。

运用基督教学说为废除奴隶制度作辩护（以及反驳与纽伦堡法律相似的美国法律）表现了基督教最光彩的一面。

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明白他们如何受人欺骗的道理，表现了马克思主义最光彩的一面。

当这两者结合到一起，如它们在“社会福音”

运动中，在保罗·蒂利希和瓦尔特·劳申布施的神学中，以及在最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罗马教皇通谕中所达到的结合那样，它们使追求社会正义的斗争超越了有神论和无神论的争论。

那些争论应当被超越，我们应该如此解读《新约》：我们在人世间如何相互对待远比关于另一个世界的存在或性质的争论结果更重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原以为仅仅是建立革命政党的一个过渡的工会运动，已经成为有史以来基督教自我牺牲和无私博爱美德最激动人心的体现。

从道德上讲，工会的产生是现代最令人鼓舞的发展。

它见证了最纯洁最无私的英雄主义。

尽管许多工会已经腐败，还有许多工会已经僵化，但是工会的道德地位仍然高于教会和企业，高于政府和大学。

因为工会是由要作出巨大牺牲的人们创立起来的，他们冒着丢掉工作机会的风险，冒着丢失养家糊口机会的风险，他们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人类未来而冒那个风险。

我们全都深受他们的恩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