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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和马克思1（第8页）

诉诸道德原则来反对某种现存的事态总是在这种社会的限度之内做的事；要反对这种社会，我们就必须找到一种不以该社会的存在为先决条件的词汇。

这样一种词汇我们只能在现存社会无法满足的欲望和需要的表达方式中找到，即要求建立一种新社会制度的欲望和需要。

所以，马克思诉诸工人阶级的欲望与需要来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制度。

但他从未提出对他自己的学说而言至关重要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道德在工人阶级运动中的作用问题。

因为他认识到工人阶级的诞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决定的，因为他相信，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将迫使工人阶级成为资本主义的自觉的敌对者，所以他从未讨论应当提供给工人运动什么行为原则的问题。

这个遗漏是他的论证中的一个更为普遍的空白的一部分。

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衰退的性质，马克思作了充分的阐述；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细节，虽然他所说的极少，可就他自己的观点而论，我们可以认为这已足够了。

但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性质，他说的却含糊不清。

因此我们仍然不清楚，马克思怎么会认为：在一个深受道德个人主义错误之害的社会，会逐步认识到和超越这种错误。

马克思的第二个巨大的遗漏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问题。

固然，他至少在一段文字中似乎说过，共产主义将是康德的目的王国的化身，但他对这个论题至多只是间接地有所论及。

这样两个相互关联的遗漏的结果是，马克思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论题的添加留下了余地。

而他并不能预见到后人添加的是什么。

伯恩施坦，这位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不相信社会主义将在可预知的将来到来，他力图为劳工运动的活动寻找一个康德主义的基础；考茨基认识到，在伯恩施坦那里，诉诸绝对命令，就是诉诸一种超越阶级、超越社会的道德，而这正是马克思所反对的。

然而，他代之而提供的，不过是一种粗糙的功利主义。

考察了功利主义之后，我们就会很清楚地看出功利主义使当今马克思主义具有的弱点。

（龚群译）

[1]选自《伦理学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J．S．密尔（JohnStuartMill，1806—1873），又译为“穆勒”

，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詹姆斯·密尔之子。

——译注

[3]布朗（JohnBrown，1800—1859），美国主张废除奴隶制度者。

——译注

[4]班图人，南非黑人。

——译注

[5]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262～27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6]艾希曼（AdolphEi，1906—1962），纳粹德国的秘密警察头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负责监督灭绝犹太人的事务，授予他的任务是“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

。

在他的指挥下，有600万犹太人丧生。

——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