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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马克思现代主义和现代化1（第5页）

在这个世界上，稳定只能意味着熵，意味着缓慢的死亡，而我们的进步感和成长感是我们确信自己活着的唯一方式。

说我们的社会正在破碎只不过是说，它活着并且活得很好。

这种不断的革命产生出了哪些种类的人呢？无论哪个阶级的人们，若要在现代社会中生存下去，他们的性格就必须要接受这个社会的可变和开放的形式。

现代的男女们必须要学会渴望变化：不仅要在自己的个人和社会生活中不拒绝变化，而且要积极地要求变化，主动地找出变化并将变化进行到底。

他们必须学会不去怀念存在于真正的或幻想出来的过去之中的“固定的冻结实了的关系”

，而必须学会喜欢变动，学会依靠更新而繁荣，学会在他们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中期待未来的发展。

马克思从他青年时期的德国人道主义文化中、从歌德和席勒以及他们的浪漫主义后继者的思想中，吸收了这种发展的理想。

这个主题及其发展，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埃里克松[4]是其最著名的在世的倡导者——也许是德国对世界文化做出的最深刻最持久的贡献。

马克思完全清楚自己与这些著作家及其知识传统的联系，他不断地提到他们并且引用他们的著作。

但他明白，尽管他的大部分先驱并不明白——重要的例外是《浮士德》第二部的作者老年歌德——人道主义的自我发展是从正在出现的资产阶级经济发展中成长出来的。

因此，尽管马克思激烈地抨击资产阶级经济，他仍然热情地接受这种经济所产生出来的人格结构。

资本主义的麻烦在于，它到处摧毁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的各种可能性。

它培育了，其实是强制了，每个人的自我发展；但人们却只能有局限地扭曲地发展自己。

那些能够在市场上运用的品格、冲动和才能，（常常是过早地）被匆忙地纳入发展的轨道，并且被疯狂地压榨干净；而我们身上其余的没有市场价值的一切，则受到了无情的压抑，或由于缺乏运用而衰亡，或根本就没有出生的机会。

马克思认为，当“现代工业的发展从它的脚下挖掉了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

时，这种矛盾就会得到嘲弄性的圆满解决。

资产阶级发展的内在生命和活力将扫除最初产生出这种发展的那个阶级。

在个人发展的领域，我们同样能看到出现在经济发展中的这种辩证运动：在一个一切关系都很不稳定的体系内，资本主义的生活形式——私人财产、雇佣劳动、交换价值、对利润的永不满足的追求——怎么能够单独不变呢？如果任何阶级的欲望和感受力都变得永无止境永不满足、已适应于一切生活领域的永恒变动，那么还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得它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作用保持固定不变呢？资产阶级社会越是激烈地刺激其成员去成长或死亡，其成员就越可能因成长而厌烦这个社会本身，而他们越是到最后激烈地将这个社会视为他们成长的累赘，他们就越会坚决地以它强迫他们去追求的新生活的名义来与它斗争。

于是，资本主义将被它自己炽热的活力所融化。

革命之后，“在发展的过程中”

，财富得到重新分配，阶级特权被取消，每个人都可以享受教育，工人们则控制了工作的组织方式，到那时候——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达到**时预言，最终，“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

到那时，摆脱了市场需求并不再被市场扭曲的自我发展经历，就能够自由自发地进行；资产阶级社会曾经使这种自我发展成了一种噩梦，而现在它却能成为所有人快乐和美丽的源泉。

为了强调，对马克思来说，从他的早期著作一直到晚期著作，发展的理想始终是那么重要，我要暂时从《共产党宣言》那里退出来。

马克思青年时期于1844年写的论述“异化劳动”

的文章告诉我们，作为异化劳动的替代，人类真正选择的工作将能够使个人“自由地发展自己的肉体的和精神的（或心灵的）能力”

。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中，共产主义的目标是“个人自身的全部能力的发展”

。

因为，“只有在与他人交往的集体中，每个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培养其才能的手段，因此，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

。

在《资本论》第一卷论述“机器和现代工业”

的一章中，超越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正是共产主义的本质之一：“……只承担一种专门化的社会职能、部分发展的个人，必定要被那种适应于各种各样的劳动、乐意面对生产的任何变化、全面发展的个人所取代，对后者来说，他所承担的各种不同的社会职能，仅仅是使他自己天赋的和获得的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许许多多的形式而已。”

这种共产主义的图景无疑具有现代性，其现代性首先在于它所具有的个人主义性质，但更多的是在于它的发展的理想，将发展的理想视为良好生活的形式；就此而论，马克思更接近于他的某些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的敌人，而不是更接近于传统的共产主义倡导者，后者从柏拉图和早期基督教的教父们开始，就已将自我牺牲神圣化，不信任或憎恶个性，盼望一个结束一切冲突和斗争的静止点。

我们再一次发现，马克思比资产阶级自身的成员和支持者对资产阶级社会中所发生的事情作出了更加热烈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