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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斯累利马克思及对认同的追求1（第3页）

但十分清楚的是，他们希望与人类中令人羡慕的成员，与其中的上等人、有教养的和获得了解放的人融为一体。

文化和政治上的统一，民族的、所谓“有机”

的团结，都属于当时的口头禅。

对于处在这种发展之外的某些人来说，有时这就像沐浴在金色阳光之中。

这是一种人们熟知的心理现象：局外人总要把他们一直凝视着的边界之外的境域理想化。

出生在定居群体的可靠的安全环境中，把它视为自己的天然家园的人，有着更强烈的社会现实感：他们以合理的正常眼光看待公共生活，没有必要逃避到政治幻想或浪漫主义的发明中去。

而在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排斥、不能参与社会核心生活的少数人中间，最容易看到这种理想化倾向。

对于支配的多数，他们很容易产生过分的怨恨或轻蔑，或过于强烈的赞美和崇拜，或两者兼而有之，这都会导致反常的眼光和——作为过度敏感的产物——对事实的神经质歪曲。

人们时常从某些政治领袖身上看到这种现象，他们是来自他们所领导的社会之外，或至少是来自它的边缘地区、它的外围。

拿破仑的法兰西观念并不是法国人的观念，甘必大来自南方边疆，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希特勒是奥地利人，吉卜林来自印度，德·瓦勒拉只是半个爱尔兰人，罗森堡来自爱沙尼亚，泰奥多尔·赫茨尔和雅伯廷斯基，还有托洛茨基，都是来自犹太人被同化的边缘地带——这些人都有着火热的眼光，不管高贵还是低俗，充满理想还是心术邪恶，它源于他们的自尊心受到的伤害，他们的民族意识受到的侮辱，因为他们是生活在其他社会、其他文明的压力最强大的民族边缘。

休·特莱弗—罗普尔正确地指出，最狂热的民族主义是出现在不同民族和文化汇合、产生摩擦最剧烈的中心地带，例如维也纳——此外还可以补充上塑造了赫尔德的波罗的海地区、独立的萨伏伊公国，法国沙文主义之父德·迈斯特就是在那儿出生和成长；或巴雷斯和戴高乐的家乡洛林。

以充满信仰的眼光看待人民或民族，而不管事实如何，这样的理念，正是在这些边远地区产生和茁壮成长的。

所以，在一个刚获得解放的群体的成员中看到这个过程，是不必感到奇怪的。

这个群体在任何地方都是少数，渴望着使自己变得和多数一样，他们看到自己终于得到了承认，得到了平等的地位，就像是在做白日梦一样；那些更热情的人，甚至要从被解放的奴隶地位上升到决定他人命运的主人地位。

但是，这些受排挤的群体中的成员，他们的想象力即使没有达到这种想入非非的高度，也渴望着摆脱他们反常的、往往低贱的社会地位。

这通常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受压制的民族为自决和独立，正在崛起的帝国为侵略和荣耀，好战阶层、宗教团体、各种教派和其他一些人类团体为得到社会和经济承认，自觉地要求平等或优势地位而进行的各种斗争。

这是一种形式。

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教会和反教会运动的历史，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种族冲突的历史，都是我们今天十分熟悉的现象。

不过，这种对承认的追求还有另一种形式：为摆脱受压迫或受伤害的社会群体的软弱与耻辱，努力让自己认同于没有其原来处境中的各种缺陷的其他社会群体或运动。

这包括试图获得一种新的身份，与此相伴随的还有某种新的服饰，一套新的价值观和生活习惯，不会压疼旧的创伤和身为奴隶时枷锁留下的疤痕的新盔甲，这当然是军队、纪律和制服的特点。

那些在自己原来的处境中感到失落和无助的人，在得到了可以为之而战的新名号，尤其是能够同过去真正的或想象的荣耀联系在一起的事业时，就会变成勇敢而纪律严明的战士，爱尔兰人在被征服的爱尔兰情绪低落，在英国或美国的军队里却骁勇善战。

受着奥地利压迫的波希米亚人，在捷克军团里却士气高昂。

当赫茨尔要求他那些优柔寡断的追随者在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尽可能穿戴整齐，以加强这个时刻——将会使一群无组织的个人在精神和物质上转变为一场民族运动的时刻——的庄严和历史性的重要意义时，他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来自东欧的代表，包括魏茨曼在内，并不很自信，他们以讥讽和怀疑的态度看待赫茨尔的仪式要求。

魏茨曼后来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要想获得新的身份，清除掉身上奴役和低贱的标记，就需要有自由人的举止、习惯和风格——这是过去受压迫群体中众多成员的天然愿望，因为这个群体如今正站在——或至少他们希望如此——享有平等、尊严的新生活的门槛上，今后可以施展自己一直受到压抑的才华。

这就是拿破仑的胜利给莱茵兰的犹太人带来的新希望，这是一场暴风骤雨，它摧毁了古老的封建樊篱，打破了犹太人聚居区，使他们充分享有了人的地位。

这是海涅亲身经历过的一个新起点，就像他对待所有事情一样，他对此既赞美又嘲讽。

这场由外国事件引起的变革之风，也开始在英国劲吹。

我打算用两个大不相同的人物——本杰明·狄斯累利和卡尔·马克思——的反应加以说明的，便是这种处境的心理特点。

二

我不会在狄斯累利的对立面卡尔·马克思身上花费太多的笔墨，因为人们对他的事迹了解得较多。

如人们所知，卡尔·马克思走了一条与狄斯累利截然相反的道路。

他丝毫也不蔑视理性，而是希望把它运用于人类事务。

他相信自己是个科学家，恩格斯也说，他是社会科学领域的达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