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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历史学1（第5页）

上述问题并不影响“生产方式”

概念的价值。

在“导言”

中，马克思把“生产方式”

定义为：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它们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形成了存在的物质手段的生产方式”

。

不论社会生产关系是什么，也不论它们可能具有什么其他的社会功能，生产方式构成了决定生产力的增长和剩余分配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的结构，社会如何能够——与不能——改变其结构，在适当时机，怎么可能或是怎样将会发生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转变。

生产方式还确定了上层建筑可能性的范围。

简言之，生产方式是我们人类社会变化和人类社会相互关系以及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动力的基础。

生产方式并不恒同于社会，“社会”

是一种人类关系体系，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人群之间的关系体系。

“生产方式”

的概念是用来识别引导这些人群结盟组合的力量的，在一定范围内，在不同的社会，可以对人群进行多种结盟组合。

生产方式形成了可以用年代或其他方法加以排列的系列发展阶段吗？马克思本人无疑把生产方式视为形成了一个系列阶段，在这个系列中，人们日益从自然中解放出来并且开始控制自然，这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产生了影响。

按照这套标准，不同的生产方式可以被视为按由低到高的次序排列。

但有的生产方式显然不能被看作优于其他的生产方式（如那些需要商品生产或蒸汽引擎的生产方式被视为优于那些不需要商品生产和蒸汽引擎的生产方式），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的排列并不是有意去确定一种在年代上单线发展的更替次序。

实际上，这是一个观察和思考的问题：在几乎是（有前提的）人类发展的最早阶段，生产方式的不同形式已经共存并相互影响了。

生产方式既体现了一种特定的生产程序（基于特定技术和劳动生产分工的生产途径），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也体现了“一种具体的、历史上存在的一整套社会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调配劳动力，运用工具、技巧、组织和知识从自然中谋取能量”

，并通过这种关系，使社会生产的剩余得以循环、分配并被用于积累或某些其他目的。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必须对生产方式的上述两种功能加以考察。

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所著的一部很有创见的力作《欧洲与没有历史的民族》，就存在着这方面的弱点。

这部著作试图阐明，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和胜利如何影响了它已将其融入到世界体系之中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并阐明资本主义由于多种生产方式的存在，它是如何在被植入的意义上反过来被改变和更新的。

这是一部论述联系而非论述原因的著作，但联系完全可能成为原因分析的基本要素。

它聪明地设计了一条把握不同社会“差异性的……战略特征”

的途径，即把握不同社会因与资本主义的联系而改变以及不会被改变的方式。

这部著作还顺带对生产方式和各个社会内部、它们的意识形态或“文化”

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明确的指南。

它没有做，或打算要做的事：是要阐述物质基础的运动及劳动分工，以及由此引发的生产方式的变革。

沃尔夫使用了三种广义的生产方式或生产方式的“派别”

：即“近亲次序”

的方式、“从属”

的方式及“资本主义的方式”

。

但他考虑到近亲次序方式内由狩猎和采集食物的社会向食物生产的社会发生的变化时，他的“从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