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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社会学决定论1（第2页）

在那些试图推进开放社会事业的人的队伍中，马克思要对历史主义的思想方法的破坏性影响负责。

然而，马克思主义真的打上了纯粹历史主义的印记吗？在马克思主义中就不存在一些社会工艺学的因素吗？俄国在社会工程中从事冒险而又常常取得实验成功的事实，使得许多人断定，马克思主义作为支撑俄国实验的科学或信条，应该是一门社会工艺学，或者至少要赞成它。

然而，没有一个熟知马克思主义史的人会犯这种错误。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纯粹的历史理论，一种旨在预测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的未来进程，尤其是预测革命的未来进程的理论。

正因为如此，在俄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马克思主义当然就不再为它的政策提供依据。

马克思实际上禁止一切社会工艺学，并把它斥责为乌托邦，他的俄国信徒一开始就发现，自己对社会工程领域中的宏伟任务，完全缺乏准备。

正如列宁很快明白的，马克思主义不能对实际的经济问题提供帮助。

“我并不知道有哪位社会主义者探讨过这些问题”

，列宁在夺取政权后这样说，“在布尔什维克或孟什维克的文献中，并没有关于这类问题的记载”

[3]。

在经历一段不成功的实验时期，即所谓“战时共产主义时期”

之后，列宁决定采取各种实际上意味着有限地暂时地回到私人企业的措施。

这些所谓的新经济政策，以及后来的各种实验——五年计划等——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宣布的“科学社会主义”

的理论没有任何关系。

无论是列宁在引进新经济政策之前发现的自己所处的特殊情境，还是他所取得的成就，如果不适当地考虑到这一点，就不能获得应有的评价。

马克思的宏大的经济研究，甚至没有触及一项建设性的经济政策（例如，经济计划的问题）。

正如列宁所承认的，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几乎找不到一个论及社会主义的经济词句——且不论“从按劳取酬到按需分配”

之类的无用的口号。

原因在于，马克思的经济研究完全是从属于其历史预言的。

然而我们还必须多谈点。

马克思特别强调，他的纯历史主义的方法与一切以合理计划的观点进行经济分析的尝试是对立的。

他把这种尝试斥责为乌托邦和不合逻辑的。

因此，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不研究所谓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在该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

在准备建设工作方面，他们甚至比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更缺少培训。

在使社会主义摆脱其多愁善感的、道德主义的和幻想的背景方面，马克思找到了自己的专门使命。

社会主义必然要从乌托邦的阶段发展到科学的阶段[4]；它应该建立在分析原因和结果的科学方法的基础之上，建立在科学预测的基础之上。

由于他假定，社会领域中的预测与历史预言是同一种东西，因而科学社会主义必然是建立在对历史的原因和结果的研究之上，最终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自身来临的预言的基础之上。

当马克思主义者发现自己的理论受到攻击时，他们就常常撤退至这一立场，即马克思主义主要的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方法。

他们认为，即使马克思理论中的特殊部分，或者其追随者的某些理论中的特殊部分被取代，马克思的方法仍然是不可辩驳的。

我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上是一种方法，是十分正确的。

但是，认为作为一种方法，它就应该免受攻击，这就错了。

这种观点说白一点就是，谁要评判马克思主义，他就必须把它作为一种方法来深究和批评，也就是说，他必须以方法论的标准来衡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