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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发展阶段（第19页）

李贽的哲学和王廷相的哲学从不同角度都对于中国哲学史转向近代哲学具有预示和促进的意义。

3.明清以后的近代哲学

明清之际开始兴起了反对天人合一、反对以天理压人欲、反对偏重人伦道德之研究，而转向主—客二分和主体性思想、转向重人欲和个性、转向重自然知识的新思潮，自明清之际到“五四”

运动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严格意义下的近代哲学应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可以说是一部打破中国几千年来旧的哲学传统特别是儒家传统，并进而向西方召唤主体性、个体性和科学精神的历史。

“五四”

运动使中国近代哲学史达到了西方哲学史上文艺复兴的水平。

王船山反对有离气而独存的形而上的理，认为“气者理之依”

[78]。

他指出：“天下惟器而已矣。

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

[79]王船山据此而主张“天理”

即在人欲之中，反对离人欲而独存的形而上的“天理”

。

他认为“不离人而别有天”

，“不离欲而别有理”

[80]。

他有很多天人合一的思想，并着重从存在论上讲天人合一。

“天人之蕴，一气而已。”

“天与人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道也。”

[81]但他在认识论上却明确论述了“能所”

的观点，“能”

就是主体的认识作用，“所”

就是被认识的客体、对象。

他的“能所”

说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比较明确的主—客二分的主张。

他据此而讲了一套比较详细的认识论，强调“即事以穷理”

，反对“立理以限事”

[82]，尤其反对“主静”

。

他的这些思想对发扬科学精神有积极的影响。

王船山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批评了王阳明一味从道德观点出发的知行合一说是“以知为行”

、“销行归知”

[83]。

他还批评了朱熹的知先行后说，主张行在先，可见在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王船山有重实践的思想。

戴震主张“气化即道”

，“气”

之变化过程的条理就是“道”

，就是“理”

，这“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