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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收与慈善 须臾难分（第2页）

[5]在个人捐赠方面，英国对个人捐赠的所得税抵扣比例并没有统一的规定，一般在30%～50%之间。

另外，英国实施工资单扣除计划，员工可以授权雇主从其所得税扣除之前的毛收入中扣除一定金额，支付给其指定的慈善机构，并给予此种工资单捐赠税额减免。

日本税法中对公益法人有明确的规定，符合规定的公益法人自非营利活动所得免税，自营利活动所得按较低的公司税率征税。

在慈善捐赠税收优惠上，日本的公司享有较多的税收优惠，主要包括：（1）公司对政府的捐赠以及对公益团体和其他承担公益活动的团体的“指定捐赠”

，可以在税前全额扣除。

“指定捐赠”

是由大藏大臣指定的公益性很强的组织的捐赠。

[6]（2）对特定慈善组织的捐赠实行限额扣除，这类慈善组织必须是依法设立的公益法人，如红十字会、社会福利法人、国际交流协会等。

相对于公司捐赠的税收优惠，日本对个人捐赠较为严格。

个人捐赠只有超过1万日元才享有税前扣除优惠，且不超过应纳税所得额的30%，可享受的扣除范围只限于“指定捐赠”

。

[7]日本税法的这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以公司捐赠为主的格局。

从前述各国的做法来看，各国都采用税收优惠的方式来鼓励、引导、规制慈善组织。

慈善组织在法律地位上属于私法法人，但对其规制离不开公法。

“公法之所以介入到非营利法人制度之中，是基于提高社会效率、改善社会福利的法政策判断，公法渗透可充分借助税收减免和财政支持等利益机制，以引导非营利法人主动接受公法监督。”

[8]普通法系基金会制度特别强调税法规范，对基金会的监督依靠一种利益交换机制——你愿意接受监督，就可以获得税收优惠——监督的实施依靠利益驱动而非外部控制。

[9]基金会不同于营利法人，不以逐利为动机，但这并不意味着基金会不考虑利益因素。

因此，各国的基金会法律制度背后通常隐含着获利机会的引导，它体现为一种利益交换，即作为监督方的政府与作为被监督方的基金会都能通过治理行为获得利益：基金会通过接受法律的、行政的或者独立机构的监督，可以获得政府的税收优惠、财政资助、合作契约等特别利益；政府通过实施富有效率的监督手段，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实现国家与社会的互动。

[10]这种“嵌入式”

的监管理念是我国在处理慈善与税收之间的关系时所应树立的。

嵌入式监管的好处在于利益均衡，符合现代社会监管的理念，使监管不仅停留于外部，而且成为被监管对象内生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