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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协同效益方法提出的现实背景和理论基础（第1页）

二、协同效益方法提出的现实背景和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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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同效益方法提出的现实必然性

当今时代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要全力控制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生来就像一本世界末日论的书……当文明挣脱了环境可持续性的缰绳之后就会面临崩溃的威胁……要把它看作是一系列警示……”

[9]毋庸置疑，人类社会必须从现在开始应对气候变化。

若让气候变化屈尊成一种内容假大空的“姿态政治”

，那么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实现将遥遥无期，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也将岌岌可危。

《斯特恩报告》指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尽早采取有力行动的收益大于成本。

[10]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及早行动的观点得到了多数人认同。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需要大量的碳排放空间，同时未来也必然需要承担起实质减排义务，因此必须找到科学的应对气候变化决策方法，以协调国内发展需求和国际减排义务的矛盾。

从目前各国实践上看，大多数国家都认同气候变化，但气候政策的落实必然与短期内的经济发展产生冲突，因此不会大力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气候变化问题的讨论尽管热火朝天，但显然还没有被切实的付诸行动，在国家政治中仍然处于次要地位。

[11]基于国家经济利益考虑，多数国家会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谨小慎微。

然而，从长远考虑，应对气候变化的停滞，必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发展危机。

经济发展和温室气体减排，虽然在一定阶段有其矛盾冲突的一面，但两者必有其契合的方面，需要用一种整合的方法，将经济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结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

[12]这种整合，就是气候变化政策与商业竞争力冲突关系扭转的支点。

协同效益方法的核心规则是充分发掘气候变化政策的经济优势和社会优势，就是以政策整合的方式，把气候效益的获得融入经济政策中来，通过经济发展政策的落实实现气候效益。

日本在2006年提出了协同效益方法的概念，致力于在实现温室气体减排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引入和实施协同效益方法及相关项目，对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采取帮助行动，以此获得国际公认的碳排放量。

日本采取多种措施扩大协同效益方法的运用，包括政策和技术对话，平台建设，双边对话，及实验研究，并取得了系列成就。

[13]日本把协同效益方法作为一种新的项目方法，将其应用到清洁发展项目和其他减排项目中，诸如空气质量改善、水资源管理、垃圾处理、交通建设等。

以上实践以应对气候变化法律政策整合思想为基础，把协同效益作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考量因素，有助于减少应对气候变化的阻力，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措施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