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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路径选择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中国问题与路径设计（第1页）

三、路径选择：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中国问题与路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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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

第一，缺乏必要的上位法依据。

在全国各地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进行积极探索的同时，其中某些程序设计是否违反上位法值得考证。

例如，现行的刑诉法中并没有刑事和解的相关规定，各地法院进行的委托调解在民诉法中是否有委托权限，针对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与民诉法和仲裁法之间的衔接问题[14]，等等。

第二，目标定位模糊不清。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设计以国家的权力为中心，会忽略纠纷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有可能影响到多元化纠纷解决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效用。

在司法与政治关系密切的情况下，如何正确发挥法院的功能，如何识别司法所追求的目标，将成为难题。

第三，如何恰当平衡依法调解与灵活调解之间的冲突。

依法调解是多元化纠纷解决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不拘泥于法律、法规且侧重方式的灵活性正是人民调解的独特优势，如何处理“依法”

与“灵活”

之间的关系则是一个重要课题。

甚至在仲裁领域，“依法仲裁”

与“友好仲裁”

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四，地方实践中“各自为政”

。

在中央文件精神和“两高”

意见的指导下，各地党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开展不同形式的探索。

我们在肯定地方差异性的同时，也应当警惕对司法同一性的冲击。

例如，有些法院提出“零判决”

，有的法院提出“调解年”

，针对刑事和解，各地法院还有着不同做法：有的法院主张在故意杀人案件中，对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被告人真诚悔罪的案件，也可以适用刑事和解；而有的法院则反对此观点。

这种情形将会破坏我国司法制度的统一性，引发群众对于司法机关的不满，不利于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与法治的可持续发展。

第五，尚未建立系统的、规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

目前，虽然在立法层面构筑起人民调解与诉讼的有机衔接，但在实践中人民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分工仍不够明确，存在着职能替代与程序设计上的重复、繁杂，降低了多元化纠纷解决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效用。

还有医疗事故纠纷处理中的事故鉴定介入制度，劳动争议中的劳动仲裁与诉讼之间的重复等缺陷，都是近年来社会凸显出的关系紧张且难以化解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