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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我国著作权犯罪案件中的鉴定制度健全专家辅助人制度解决著作权犯罪案件处理中的技术性难题（第2页）

根据“劣币驱逐良币”

的经济学定律，劣质的鉴定势必大行其道，从而损害了鉴定结论整体的公信力。

[9]因为上述问题的存在，导致我国著作权犯罪案件中的技术鉴定处于十分混乱的局面之中，这既不利于司法机关对案件事实的正确认定和处理，更不利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树立。

针对上述现实问题，未来应注重发挥精通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专家辅助人和专家咨询员、鉴定人的作用，通过多种途径和渠道有效解决侵犯著作权犯罪案件办理中的专业技术事实认定问题。

实践中，当面对专业程度极高的鉴定结论时，法官们也主要选择的就是上述几种方式来解决。

有学者对此进行了专门的实证调查分析，该调查显示：选择“在法院建立专门的鉴定咨询委员会”

这一方式的法官比例最高，达到了36.96%；其后依次是“允许法官聘请专家顾问”

的方式，比例为33.7%；“建立技术陪审员制度”

的方式，比例为18.48%；“依靠控辩双方聘请的专家顾问”

的方式，比例为9.79%；其他方式，比例为1.1%。

[10]笔者认为，上述几种用来解决专业技术事实认定问题的方案各有利弊。

就专家辅助人而言，如果允许当事人在诉讼中自己聘请专家辅助人参加诉讼，对鉴定人的鉴定结论进行质证，这种专家辅助人可能缺乏中立性，若分别提出相反的意见，更会让法官无所适从。

就法院建立专门的鉴定咨询委员会或者聘请专家顾问而言，可能存在如下的弊端：其一，专家咨询意见产生所依据的事实有限。

由于被咨询者并不处于诉讼参与人的地位，一般也不旁听案件的全部审理过程，其所获得的信息一般来源于法官对案情的概括性介绍或案件的几份关键性文字材料，故不能全面、综合地了解和把握案件的客观情况。

其二，由于咨询一般是法官就法庭审理后尚存的疑难问题向被咨询人提出，咨询意见产生后，大多作为合议庭审理案件的参考意见，仅供内部掌握，并不再次就该意见在当事人之间进行质证、认证，易给当事人造成一种“暗箱操作”

的感觉。

其三，被咨询者不在咨询意见（一般为咨询笔录）上签字，即使签字也只代表专家的个人意见。

[11]就建立技术陪审员制度而言，精通专门技术的人民陪审员虽然也是专家，同时遵循了回避制度、合议制度，受庭审规则制约，符合正当程序原则，但是，因知识产权领域十分广泛，人民法院不可能同时具备聘请各类专家的能力和条件，而只能作为今后发展的努力方向。

事实上，有时是法律问题还是技术问题还很难区分，判断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也有一定难度。

[12]因此，更切合实际的方法，就是在逐步完善我国著作权违法犯罪案件中的司法鉴定制度基础上，综合发挥专业的人民陪审员、专家辅助人和专家咨询员的作用，解决著作权违法犯罪案件处理中的技术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