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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大企业危机规范综述（第2页）

1942年《民法典》实现的最大创新之一在于私法渊源的统一，即在此之前，源自两部不同的法典——1865年《民法典》与1882年《商法典》。

前者是意大利统一之后的第一部民法典。

当时1804年的《拿破仑法典》成为了19世纪自由主义法典化的最佳表率。

它提供了一般性的规范，也称为“共同”

规范，其中不以各方的主体身份为限，适用于私法关系中。

而后者仅向“商人”

，即依该法典向“那些以从事商业活动作为惯常职业的人”

提供特别规范。

在该商法典中，商业活动以严格列举的方式加以定义。

这两部法典反映了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两种不同模式：《民法典》是资产阶级的法律规范，将财富建立于土地财产与地租的基础之上，而《商法典》则是一部致力于商业与工业的社会阶层的法典。

[5]

在经过富于政治与思想内涵的广泛学理讨论[6]之后，1942年意大利立法者选择超越之前的二元体系，将两部法典统一，采纳单一法典——《民法典》，成为规范所有私法关系的统一规范。

然而《商法典》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其衰落。

正好相反，这是商法原则的凸显。

这一立法的发展过程受到强调法典统一的意大利学理[7]的深刻影响，也是最终超越建立于土地财产与农业活动之上，走向工业生产及商业活动为中心的经济体系的最佳证明。

在由新《民法典》规范的新的经济与社会体系的中心，设立了企业主这一角色。

该角色经第2082条加以定义，即“以生产或交换产品或服务为目的，专门从事有组织的经济活动的主体”

。

企业与社会规范包含在《民法典》的某一编中，但法典的统一化中更为重要的内容当然不在于这一体系方面，而是债与合同相关规范的统一。

一部共同与统一的规范，可适用于独立于其归属的社会阶层之外，独立于所从事经济活动之外的任何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