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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启动特别管理程序的条件，由第二代普罗迪法第27条规定。

也是整个体系中的核心规则。

该法第27条规定了一项唯一的要求。

换言之，提供了对启动特别管理程序进行评估的唯一准则，即宣布无力偿债的企业“企业活动的经济平衡呈现实际恢复的前景”

。

程序启动最终取决于预先决定性的、也可能是阻却性的评估，在于对经济平衡可恢复性的核查。

若该评估是负面的，则法院不允许企业进入特别管理程序，可立即宣布破产。

此外，应当强调该可恢复性并非针对无力偿债的企业主，而是“企业活动”

。

从主体预期走向客体预期，不再强调企业主，而是企业活动及与生产相关的财产。

在第二代普罗迪法中，我们发现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与政策的一个深刻转变，它与1942年破产法完全不同：立法者首先着眼于保护的是“企业—财产”

。

在1999年第270号立法令随附的报告中，明确提及了这一战略方向的转变。

其中可读到：“新的程序在将‘弱小主体’从市场上清除的达尔文式的铁腕逻辑（启发1942年的立法者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指引下，在面对社会经济层面特别引起警觉的不稳定时，试图保护企业—财产，这一与企业主并不相同的主体，在生产的整体性与保持就业的因素上具有双重价值”

。

在对与无力清偿债务相关的诸多利益的权衡中，债权人的利益被坚决地置于保护企业活动的存续的要求之后，同时对生产性财产的效率及就业的维持加以保护。

相对于纯粹的私人利益，即债权人的利益而言，该保护需求依法满足了更高的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