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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中海地区的商业实践及其最初在外事裁判官适用的万民法中的重要性（第2页）

。

这句话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指出了买卖、租赁这些能够产生债务关系的契约中的一项共同要素，即它们都可因单纯的合意而缔结。

在我们看来，“合意”

前面的定语“单纯的”

似乎是多余的，但事实上它却标志着一种创新，即无形式要件的合意也可产生债，在昆图·穆奇和彭波尼生活的时代这种创新很好地适应了现实的需要。

[15]

这种观点与乌尔比安“万民法契约”

的观点有所不同，因为这种观点只是把这些交易形式进行了最初步的法律化，与典型契约（包括口头契约、书面契约、要物契约）相比，其法律上的共性是很小的。

认为关于买卖、租赁的单纯合意即足以导致对它们的保护，进而外事裁判官赋予了这些罗马人和外国人之间的新型契约以完整的法律效力，这一点在契约发展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这并不意味着具体的商业协议都采取这一形式，事实上，根据当时的商业习惯，外国人之间的商业交易还采用书面形式，而罗马人之间则仍采用要式口约的形式。

[16]

共和时期的法学家将这些交易根据合意原则进行法律划分，这体现了公元前2世纪的罗马法学认为该原则更好地适应了社会、经济的现实要求，它能够满足不同民族、不同国籍、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交往需求。

正如上文所言，这些契约是通过“诚信审判”

得到确立的，这种审判形式源于“请求审判员或仲裁人之诉”

，在公元前3世纪即已扩展到了对无形式借贷的审判。

公元前204年之前颁布的《西利法》确定了金钱之债的请求给付之诉，这就有必要将双方当事人之间这种债务的原因进行进一步的确定。

罗马法学家创立的体系对于“誓约”

以外的原因是开放的，这就形成了一些条件性原因，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所谓的“给付原因”

，在其中罗马法学家第一次表明了在契约领域中的原因类型化倾向。

然而，对于公元前3到2世纪地中海商业实践中缔结的交易来说，[17]法学家们倾向于通过对能够产生金钱给予的“原因”

进行考量来评价“给付”

，[18]而原因的类型化也倾向于通过外事裁判官的诚信审判来为适当的单纯合意提供法律救济。

这一选择是通过对适当的单纯合意提供一种相对应的结构而实现的（即相对的两项诚信之诉），对于这一结构，奥古斯都时代的法学家拉贝奥曾经这样论述“如果不仅一方，而且另一方都负有义务，这就是希腊人所称的对待给付”

（D.50，16，19）。

[19]

一旦双方当事人就一些必要内容达成一致，即使根据商业习惯没有采取特定的形式，外事裁判官也会为这种无形式的合意提供必要的保护，而双方所欲实现的相互义务的内容的不完善也可通过解释进行补充，这样除了当事人明确在协议中表明的内容以外，其行为还要遵循合法、正派、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

[20]

对于罗马人与非罗马人缔结的商事关系该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乌尔比安主张确立更广泛的形式并且这种形式主义应随当事人所处的商业环境不同而有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