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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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在上海二（第2页）

但我在公学三年多，始终没有人强迫我剪辫，也没有人劝我加入同盟会。

直到二十年后，但懋辛先生才告诉我，当时校里的同盟会员曾商量过，大家都认为我将来可以做学问，他们要爱护我，所以不劝我参加革命的事。

但在当时，他们有些活动也并不瞒我。

有一晚十点钟的时候，我快睡了，但君来找我，说，有个女学生从日本回国，替朋友带了一只手提小皮箱，江海关上要检查，她说没有钥匙，海关上不放行。

但君因为我可以说几句英国话，要我到海关上去办交涉。

我知道箱子里是危险的违禁品，就跟了他到海关码头，这时候已过十一点钟，谁都不在了，我们只好怏怏回去。

第二天，那位女学生也走了，箱子她丢在关上不要了。

我们现在看见上海各学校都用国语讲授，决不能想像二十年前的上海还完全是上海话的世界，各学校全用上海话教书，学生全得学上海话。

中国公学是第一个用“普通话”

教授的学校。

学校里的学生，四川、湖南、河南、广东的人最多，其余各省的人也差不多全有。

大家都说“普通话”

，教员也用“普通话”

。

江浙的教员，如宋跃如，王仙华，沈翔云诸先生，在讲堂上也都得勉强说官话。

我初入学时，只会说徽州话和上海话；但在学校不久也就会说“普通话”

了。

我的同学中四川人最多；四川话清楚干净，我最爱学他，所以我说的普通话最近于四川话。

二三年后，我到四川客栈（元记、厚记等）去看朋友，四川人只问，“贵府是川东，是川南？”

他们都把我看作四川人了。

中国公学创办的时候，同学都是创办人。

职员都是同学中举出来的，所以没有职员和学生的界限。

当初创办的人都有革命思想，想在这学校里试行一种民主政治的制度。

姚弘业烈士遗书中所谓“以大公无我之心，行共和之法”

，即是此意。

全校的组织分为“执行”

与“评议”

两部。

执行部的职员（教务干事，庶务干事，斋务干事）都是评议部举出来的，有一定的任期，并且对于评议部要负责任。

评议部是班长和室长组织成的，有监督和弹劾职员之权。

评议部开会时，往往有激烈的辩论，有时直到点名熄灯时方才散会。

评议员之中，最出名的是四川人龚从龙，口齿清楚，态度从容，是一个好议长。

这种训练是很有益的。

我年纪太小，第一年不够当评议员，有时在门外听听他们的辩论，不禁感觉我们在澄衷学堂的自治会真是儿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