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三（第2页）

丁未正月（一九〇七）我游苏州，三月与中国公学全体同学旅行到杭州，我都有诗纪游。

我那时全不知道“诗韵”

是什么，只依家乡的方音，念起来同韵便算同韵。

在西湖上写了一首绝句，只押了两个韵脚，杨千里先生看了大笑，说，一个字在“尤”

韵，一个字在“萧”

韵。

他替我改了两句，意思全不是我的了。

我才知道做诗要硬记《诗韵》，并且不妨牺牲诗的意思来迁就诗的韵脚。

丁未五月，我因脚气病又发了，遂回家乡养病。

（我们徽州人在上海得了脚气病，必须赶紧回家乡，行到钱塘江的上游，脚肿便渐渐退了。

）我在家中住了两个多月，母亲很高兴。

从此以后，我十年不归家（一九〇七——一九一七），那是母亲和我都没有料到的。

那一次在家，和近仁叔相聚甚久，他很鼓励我作诗。

在家中和路上我都有诗。

这时候我读了不少白居易的诗，所以我这时期的诗，如在家乡做的《弃父行》，很表现《长庆集》的影响。

丁未以后，我在学校里颇有少年诗人之名，常常和同学们唱和。

有一次我做了一首五言律诗，押了一个“赪”

字韵，同学和教员和作的诗有十几首之多。

同学中如汤昭（保民），朱经（经农），任鸿隽（叔永），沈翼孙（燕谋）等，都能作诗；教员中如胡梓方先生，石一参先生等，也都爱提倡诗词。

梓方先生即是后来出名的诗人胡诗庐，这时候他教我们的英文，英文教员能做中国诗词，这是当日中国公学的一种特色。

还有一位英文教员姚康侯先生，是辜鸿铭先生的学生，也是很讲究中国文学的。

辜先生译的《痴汉骑马歌》，其实是姚康侯先生和几位同门修改润色的。

姚先生在课堂上常教我们翻译，从英文译汉文，或从汉文译英文。

有时候，我们自己从读本里挑出爱读的英文诗，邀几个能诗的同学分头翻译成中国诗，拿去给姚先生和胡先生评改。

姚先生常劝我们看辜鸿铭译的《论语》，他说这是翻译的模范。

但五六年后，我得读辜先生译的《中庸》，感觉很大的失望。

大概当时所谓翻译，都侧重自由的意译，务必要“典雅”

，而不妨变动原文的意义与文字。

这种训练也有他的用处，可以使学生时时想到中西文字异同之处，时时想某一句话应该怎样翻译，才可算“达”

与“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