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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9页）

的条件，次序也是这样的。

不到一个月，我写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用复写纸抄了两份，一份给《留美学生季报》发表，一份寄给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

（《胡适文存》卷一，页七~二三。

）在这篇文字里，八件事的次序大改变了：

（一）须言之有物。

（二）不摹仿古人。

（三）须讲求文法。

（四）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务去烂调套语。

（六）不用典。

（七）不讲对仗。

（八）不避俗字俗语。

这个新次第是有意改动的。

我把“不避俗字俗语”

一件放在最后，标题只是很委婉的说“不避俗字俗语”

，其实是很郑重的提出我的白话文学的主张。

我在那篇文字里说：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

之论也。

盖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

自佛书之输入。

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

其后佛氏讲义语录尤多用白话为之者，是为语录体之原始。

及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此体遂成讲学正体（明人因之）。

当是时，白话已久入韵文，观宋人之诗词可见。

及至元时，中国北部在异族之下三百余年矣。

此三百年中，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文则有《水浒》《西游》《三国》，曲则尤不可胜计。

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

此无可疑也。

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

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

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几发生于神州。

不意此趋势骤为明代所阻，政府既以八股取士，而当时文人以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复古为高。

于是此千年难遇言文合一之机会，遂中道夭折矣。

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

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

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

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

这完全是用我三四月中写出的中国文学史观（见上文引的四月五日日记），稍稍加上一点后来的修正，可是我受了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所以此文标题但称《文学改良刍议》，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学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