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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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栅下的萌芽（第1页）

十二岁，像一道无声的门槛。

当我踏入初中校园，穿着与其他孩子别无二致的校服，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时，内心某种沉睡的东西，仿佛被硬生生撬开了一道缝隙。

我不再是那个只能被动接受命运、在恐惧中寻求庇护的十岁孩童。

知识的略微拓宽，身体里悄然涌动的、不受控制的荷尔蒙，以及对过去近两年被圈禁生活的反复咀嚼，共同催生了一种全新的、尖锐的情绪——我越发憎恶周守仁为我们设定的这种生活模式。

这种憎恶并非突如其来的爆发，而是一种缓慢的、持续的发酵。

它源于每一次出门时小赵那如影随形的“陪伴”

；源于每一次想与同学深入交往时，脑中响起的周守仁“避免麻烦”

的警告；源于家里那台只能接收过滤后信息的电视机和无法连接外部网络的电脑；更源于周守仁那永远挂在脸上的、仿佛能掌控一切的和蔼面具，以及面具之下，那不容置疑的、将我们与正常世界隔离开来的铁腕。

初中生活本该带来更大的自由度和更广阔的社交圈，但在周守仁精心构建的体系下，我感到的却是栅栏的进一步收紧。

这促使我开始了一种更为复杂、也更为谨慎的生存策略——两手抓。

第一手，是尝试性的、有限度的反抗，目标直指周守仁的控制体系。

我不再像小学时那样，对于他的禁令只是内心不满而表面顺从。

我开始提出质疑，用我认为“合理”

的方式争取权利。

比如，关于放学后的安排。

周守仁坚持由小赵准时到校门口接我们，直接回家，不允许有任何耽搁。

我找到他，试图用逻辑和同龄人的常态来争取：“周爷爷，我们很多同学放学后都会一起去图书馆写作业，或者在学校打一会儿球。

这能促进同学关系，也对学习有帮助。

总是直接回家，我很难融入集体。”

周守仁放下手中的文件，金丝眼镜后的目光平静无波：“小辰，集体活动存在不确定风险。

你需要什么学习资料，可以列清单，我让人买回来。

体育锻炼，小区健身房和活动区足够满足。

安全是第一位的。”

他的拒绝干脆利落，理由依旧是那套“安全论”

。

但我没有像以前那样沉默地接受。

“安全，安全！

除了安全，我们就不需要正常的生活了吗？”

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一些，带着少年人特有的、混合着委屈和愤怒的激动，“我们像是被关在笼子里的鸟！

什么风险？到底是谁？是什么风险？您从来不肯明确告诉我们！

我们已经十二岁和十岁了，不是需要时刻牵着手走路的小孩子！”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直接地顶撞他，质疑他那套控制体系的根本理由。

周守仁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