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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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记得杨宏良吗？就是在咱们学校两次数学竞赛中获得第一名的那个男生，戴眼镜，脸挺白的，秀气得像个女生。

他就死在我身边。

他从窗下站起来喊了一句：‘我们炮轰战士誓死不……’没喊完就倒下去了，子弹正打在他眉心……他死在我怀里。

我一点儿都没怕，掏出手绢替他擦去了脸上的血，替他抚上了眼睛。

还将他被打断了的眼镜用血手绢包上，放入胸罩里，想要亲手交给他的爸爸妈妈……然后我就拿起枪朝外射击。

子弹打光了，又拿起了杨宏良的枪继续射击。

是的，那是真正的战斗。

我们每一个人都视死如归，非常英勇……你们终于占领了我们的阵地，我们有的人跳楼了，剩下的人，被迫举起双手，从同一个楼口走出去。

两个你们‘捍联总’的人，守在楼口两边，手中拿着刀子，往我们每一个走出来的‘炮轰派’身上都扎一刀。

我是流着眼泪从那个楼口走出来的。

他们问我哭什么，说只要我喊一句‘炮轰派完蛋了’，就放我。

我回答：‘我哭，是因为我不能像捍卫巴黎公社的女战士那么英勇地牺牲，做了你们的俘虏，我感到羞耻。

’他们就往我身上扎了好几刀，有一刀扎在我左胸上。

还好，他们没往我脸上来一刀……”

她站住了，一肩斜靠着桥栏，俯视着江面。

冰封的江面像一个睡美人儿的窈窕的身体。

她嘴角又浮现那么一种使他害怕的冷笑。

“围攻一〇一厂的时候，我已经成了逍遥派，那天没去。”

他用自己勉强听得到的声音说，似乎是在替自己辩解什么。

“你很幸运，”

她说，“那是一场噩梦。”

月亮也停止了移动，悬在他们头顶上，倾听着她的话，也倾听着他的话。

“再后来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你们都先后报名到北大荒去了，我一个人回到了我父亲的老家——安徽农村。

那个村子生活很苦，只有我一个知识青年。

我宁肯孤独，也不愿和许多熟悉的人在一起。

我想忘掉一切，也希望被一切人忘掉。

只有一个人我无法忘掉，那就是你。

我几乎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想你，想你，想你……想着你对我说过，你将来肯定做我的丈夫。

我给你写过许多许多封信，却不知应该往何处寄。

写一封，放在小箱子里保存起一封。

我想，总有一天，你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对我说：‘我来做你的丈夫了！

’我相信你的话，胜过相信‘最高指示’。

我在对你的希望中熬过了两年多孤独的生活。

‘**’还在继续，但是对于我，它结束了。

我却想错了，有一天，一辆吉普车开进了村里，两个公安人员将我戴上手铐铐走了。

他们说我在守卫一〇一厂那一天打死过人，我像一个逃犯似的被从安徽农村押回了我们这座城市。

我生平第一次被审讯，被关入了真正的牢房。

审讯我的是当年‘捍联总’的一个头头，当上了公检法的什么‘领导小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