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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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同学少年（第13页）

他信上的字写得很大，也很工整，却看得出，每多写一行字，大概要想半天。

我虽精神苦闷，情绪消沉，但给他写的信，内容一向不乏发生在兵团的极有趣的事。

我不愿用我的不快乐影响他。

故他给我的回信中，也曾有过这样的文字：读你的信，是我愉快的时候……

在我上大学前的一年，被黑龙江出版社借调了三个月。

那三个月里，他家的一位常客不再是我的母亲，而是我自己了。

出版社自然仍是“知识分子成堆”

的单位；比之于平民百姓，知识分子显然是更加忧国忧民的。

我每天在出版社都会加入值得信任的人之间的私议之中。

而我在他家里，也就不仅仅是只讲故事给徐彦听了，而是“讲政治”

给他的父母听了。

至于他，倒成了一旁的陪听者。

他的父母，既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还是有社会良知的那类。

每逢我讲到义愤时，竟也情不自禁地插话，诅咒祸国殃民者流。

我讲到希望所在时，他父亲还会激动地陪我吸一支烟。

我是极少数由他父亲陪着在他家吸过烟的人，他父亲一年也吸不了几支烟的。

每次我走他都送我，有时送出很远。

他不止一次告诫我：“千万记住我爸妈的叮嘱，那些话绝不能跟别人说。

你以为有的人值得信任，可万一你的感觉错了呢？人出卖人的事咱们知道的听到的还少吗？……记住行吗？”

他那时的口吻，更像一位院长嬷嬷了。

我就说：“行。”

他说过：“我可不是怕万一你出事了，我和我父母受你牵连。

枪毙你，你都不会出卖我们的，这我绝对相信。

可……你是我最不愿失去的朋友啊！

你如果出事了，我不是就连个与我通信的朋友都没有了吗？……”

那时我不由得站住，睇视他，整个心感动得发烫。

当年，当年，当年真是不堪回首，思想成了令亲友们极度担心的事。

当年，当年，当年真是难以忘怀，有那样一些中学同学的情义，如同拥有过美好爱情。

因为那样一种情义，我决定我死前要对这个世界虔诚地说：“谢谢。”

去年我回家乡城市，我们所有以上几名同学聚在了一起。

大家都老了，也都还在为各自的家庭劳作。

树起两口子都退休了，他曾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开过一个小饭店，没挣到多少钱还累出了心脏病；徐彦为了帮婚后的儿子还买房贷款，虽也退休了仍得找活干，在外县的一处工地上开大型挖土机；志松从一份医学杂志总编的位置退下来后，在家带孙子，偶尔打麻将；云河、玉刚、松山也都白了头发，而我已十几年没见到他们了。

彼此脸上都有被人生折腾出来的倦容，却又都竭力表现出快乐，争取给朋友们留下毫无心事的印象。

然而我清楚，每人都有各自的远忧近虑。

树起缓缓饮了一口茶（他心脏做手术后滴酒不沾了），看着我慢条斯理地说：“现在，咱们对这家伙，终于可以放心了。”

志松反应快，紧接着说：“当年你们几个托付给我的责任，我可尽到了啊！

他后来在复旦大学上学，我已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北京，有次出差南京，还专程绕到上海，告诫他务必学会保护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