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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中国女性 01（第14页）

倘不证明这后一点，也是不卖给的。

春节前，每户人家供应几两茶叶，白糖每月每人二两，吸烟的男人每月供应一条烟。

城市人口中，对男劳动力的最高定量是三十六斤半（搬运工、伐木工、煤矿工享此优待）、一般工人三十二斤、脑力劳动者三十斤。

家庭妇女们和中学生高中生们一样定量——二十八斤半。

后来，在哈尔滨市，粮食不能保证定量供应了，每人每月减少三斤粮食，以霉质的地瓜干等量代之。

许多学生腹中空空地上学，许多学校因而取消了课间操，学生和教师饿昏在课堂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陕甘宁的农民大批大批地“闯中原”

或“走西口”

……事实上，饥饿从一九五八年起，在有些省份就蔓延着了，也并未能全国齐刷刷地结束于一九六三年年底。

那些年，城市里的许多中年母亲们，迅速地白头了，明显地苍老了。

作为妻子，她们必得保障丈夫们不至于被饿倒。

丈夫们一饿倒，家庭也就没了基本收入。

作为母亲，她们必得保障儿女们维持在半饥半饱的状态，因这是她们的起码责任。

如果还有公婆，如果她是个孝顺媳妇，岂忍看着老人挨饿？

倘有丰富的副食，以上定量并不至于使人挨饿。

但那些年里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副食，连蔬菜也是按票证供应的。

六十年代的前几年，中国城市里的绝大多数母亲们亦即中年母亲们，总体值得评说之处是母性的坚忍和毫不顾惜自身的家庭责任感。

如果她们自己不吃饭也能将就着活，她们中许多人肯定会根本一口饭都不吃；如果她们身上的肉割下一条来半个月就会长合，她们中许多人肯定会每隔半月从身上割下一条肉来给全家人炖汤。

除以上两点，实难再由她们评说出什么折射时代精神的风貌特征。

那么咄咄逼人的饥饿时代里，她们身上还能显示出别种的女性异彩吗？

那些年参加工作了的“大姑娘”

，大多数比较自觉地推迟婚龄。

一是由于结婚成了很不现实之事。

大多数小伙子那些年没心思结婚，整天饿得心慌眼花的，哪儿有结婚的心思呢？念头一闪，便自行地打消了。

而小伙子们的消极，正中“大姑娘”

们下怀。

其实她们都不愿在艰苦岁月里嫁出门去。

一嫁出门，工资也就带走了。

她们微薄的工资，对于她们的家越发显得重要了。

毕竟，在黑市上，花高价还是有可能买到粮食或粮票的。

若买粮票，她们的工资也等于十几斤粮食啊！

一个家庭每月多十几斤粮食少十几斤粮食，区别是很大的。

何况，因为她们参加了工作，每月口粮比母亲高三斤半，比小弟弟小妹妹高六七斤甚至十来斤，自己每顿少吃，家人不是可以多吃几口吗？

那些年，是中国城市结婚率最低的几年。

二十四五岁了仍不考虑婚事的“大姑娘”

多了，不足为奇了。

与五十年代初期至中期相比，她们接近着是“老姑娘”

了。

饥饿比宣传号召起了更大的晚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