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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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到师范大学那一站，乘务员提醒她：“那位女同志，别用功了，该下车了！”

虽然她不曾开过口，却连乘务员都猜到了，她一准该在那一站下车。

她这才想起还没买票，急将书夹在腋下，打算从小挎包里往外掏钱……

而乘务员说：“算啦算啦，快下去吧！

别耽误你上课，也别耽误司机开车……”

在车上许多人善意的笑声中，她匆匆下了车，身影汇入涌进师范大学校门的人流中。

当年，晚六点半至七点之间，某些开设“业大”

的大学的校门口，其人流匆匆涌入的情形如同上夜班的工人人群。

他们和她们，九点半以后才能离开大学回家，第二天当然要照常上班，所以“业大”

又简直可以叫作“夜大”

。

当年的许多中国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九点半以后绝对地寂静下来了。

斯时如果有许多骑着自行车的身影从马路上鱼贯而过，那么肯定是些早已不再年轻的“业大”

生……

如果以为，当年的中国女性那一种求知若渴，纯粹是对知识的毫无功利心的追求，也非实事求是的看法。

人对于知识的追求，大致可归结为两类——一类由于兴趣；一类由于需要。

当年的中国女性，几乎皆是由于需要而追求知识。

更确切地说，是追求文凭。

文凭可以助她们较为顺利地谋到符合自己理想的职业。

这一点与现在是一样的，与以后也必是一样的。

但那职业的理想与否，于当年的她们而言，其实又只不过是由性质所决定的。

在工资收入方面其实并不能体现出什么差异来。

当年中国仍处在工资无差别的年代，也没有什么外资企业或商业集团频频地向她们招手并释放强大的吸引力。

故她们追求文凭的原始动力，又几乎可以说与钱无关。

昨天的与钱无关也罢，今天的与钱密切相关也罢，只不过是时代特征下知识或学历价值的区别，只不过是这种区别体现在两个时代的女性身上所折射的不同意识内容，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着可褒或贬之分。

进言之，在中国今天这样一个特征显明的商业时代，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追求知识或学历以谋求高薪职业，既不但并不亵渎知识或学历本身，而且完全符合着时代一贯的法则。

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达到逆商业时代法则而进取的、单纯的、知识追求的境界。

这样的人不但历来极少，而且将越来越少，所以是不可以他们为榜样而苛评大多数人顺应时代法则的天经地义的现实态度的……

当年除了以上那些女性，工厂的青年女工们也在补习文化知识。

有的工厂明文要求青年女工们进行初中文化考核，通过考核者才发给正式“上岗”

证。

所以当年找齐一套从初一到初三的课本既不但是不易的，而且是幸运的。

当年一套初中的旧课本在地摊上标以高价。

当年某些家庭里有这样的情况——上初中的弟弟妹妹做哥哥姐姐的家庭补习教师，甚至儿女做父母的家庭补习教师。

当年许多城市里的中青年女性都体会到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

无论是追求学历的女性，还是应付文化补习的女工，见了面，或在电话里所交谈的内容，往往都离不开“考试”

二字。

有些人是为了和别人不一样而考，有些人是为了能和别人一样而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