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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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代人赋（第4页）

“甭谢。

后边去！

前边路上还等着个熟人呐……”

冻得半活半死的他，被两名司机又托又举弄上了别人的卡车，缩在满车冻肉的缝隙间……

在双鸭山他凭一张站台票混上了火车。

到哈尔滨他马不停蹄四处奔波买两个小小的汽车部件。

买到后没回家喝一口水，又凭一张站台票混上了返往双鸭山的火车。

下了火车又付出二十元，坐在另一辆卡车的车厢里。

所不同的是，这一辆卡车也是“倒煤”

的。

不过不像他那么“倒霉”

罢了。

西北风卷着雪卷着煤屑一阵阵扫**着他的脸……

十年后他对我说，在别人的煤车上他曾失声痛哭，像一个被父母抛弃的孤儿……

他是我的中学同学。

他的名字叫吴振海。

他和我的经历截然不同。

一九六八年我作为学校的第二批志愿者下乡了。

他因父亲去世，是长子，照顾留城。

所以他和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分道扬镳”

了。

他是“上山下乡”

运动的一条“漏网之鱼”

。

这是一种侥幸，但于他谈不上“福星高照”

。

他是最底层市民的儿子，他是在大杂院里长大的孩子。

无红烟护其左，无紫光罩其右。

城市并不因他侥幸留在它身边了，便怎样的青睐于他。

城市恩赐给他一份工作——每月十八元，从徒工干起。

三年后他可以挣到三十二元。

以后——以后他将照例被城市归入工人阶级的行列。

这意味着当他退休那一年，他也许可以挣到每月八十几元钱。

那是工人所能企望的最高工资——八级工的工资，相当于当干部的人当到了科长级。

前提是——他如果被认为是一名好工人的话。

他显然不打算以过来的人们为榜样，便不可能被认为是一名好工人。

结果是到了一九八一年他已不再是工人队伍中的一员。

用我们当年常说的话是——没有了“正式”

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