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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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海绵（第2页）

的结果。

只不过“讨论”

的当时，我并未有意识地想要写一篇小说。

不久前，《中篇小说选刊》的章世添同志打来电话，言及转载《司马敦》之事。

于是我们竟又在长途电话里讨论起法与善、法与恶、法与罪、法与贫穷和邪恶的关系。

如果不是顾及到长途电话费，我们也许会讨论得更深入的……

章世添同志由于常年担任《中篇小说选刊》的副主编，对于全国中篇小说的创作动态，常有颇具权威性的看法。

我认为可以说他是一位研读家。

起码，他要经常细读大量的中篇小说，肯定比任何一位作家读的都要多。

他对我的小说所提出的意见，对我的创作实践每每有点悟性的帮助。

就《司马敦》一篇，他在电话中问我：“你小说中，也是现实社会中，另一名往往‘逍遥法外’的‘罪犯’是……”

我在电话这一端打断他，请他先别说，由我自己来说。

我说：“那就是贫困，咄咄逼人的贫困。”

他说：“还有邪恶。

某些人之所以成为罪犯，本性中的邪恶，或堕入‘犯罪命运’的‘人文’条件的邪恶，也就是还有一个未被推上审判台的‘罪犯’……”

我说这正是我力图表现的……

他听了很高兴。

我说人由本性中的邪恶成为罪犯是可恨的。

而人由“人文”

条件的邪恶堕入“犯罪命运”

，以及社会促使的犯罪因素，就不但可恨，亦复可悲了……

我由衷地感谢各行各业的朋友们与我进行过的社会方方面面的讨论。

这是我要保持对一个大中国，而非一座城市，非一个阶层的中国感觉的方式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都是我的许多篇小说的“合作者”

之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