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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3年（第1页）

前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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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三年之前的3年，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

这是一个极其微妙的年头，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和不可能。

帝国有一些蠢蠢欲动，有一些蓄势待发，有一些欢欣鼓舞，有一些风雨欲来。

这一年，41岁的南通人张謇考得了状元。

这是他自16岁中了秀才后，长达25年科举跋涉的结果。

随后他被授予六品翰林院修撰。

事实上张謇的修得正果要得益于慈禧太后的60大寿，帝国为了庆祝这个吉诞，破例多开一次科举考试，而早已心灰意冷的张謇被父亲和伯父强逼着做最后一搏，没想到否极泰来，功成名就。

这一年1月，名不见经传的孙中山写了《上李鸿章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4项主张。

但是很遗憾，他没能面见李鸿章。

6个月后，甲午中日战争爆发。

10个月后，孙中山在夏威夷檀香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政党兴中会（即中国国民党之前身）。

帝国开始有了异动。

帝国的异动当然不是从这一年才开始的。

此前一年，在商海沉浮多年的郑观应出版了《盛世危言》一书，军机处章京陈炽则撰成《庸书》，主张参照西方政治制度，立宪法、开议院，实行“君民共主”

。

他们似乎是先知先觉了，但是帝国不为所动。

帝国在这一年忙着向官绅商民借款，以筹措甲午战争的军费。

户部正儿八经地拟定《息借章程》，规定月息7厘，6个月为一期，两年半还本付息。

这大约是帝国最早发行的内债了。

还不错，此次“息借商款”

筹措了1100余万两银子，大大解了帝国的燃眉之急。

但光绪皇帝的眉头始终没有舒展开来。

他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最操心、最焦虑的人儿。

一方面太后的60大寿不能不办，也不能不办好；另一方面，迫在眉睫的战争不能不化解，可这里头却是两难，光绪一时间找不出破解之道。

早在3年前，慈禧宣布：“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解部充饷。”

随后，帝国拨出3000万两银子的专款，以为慈禧太后举办庆寿典礼之用。

在慈禧太后的庆典想象中，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农历十月初十（慈禧太后生日）应该大排銮驾，在从西华门到颐和园的几十里大道旁，应该搭建经坛、戏台、彩殿、牌楼，热热闹闹庆贺她的吉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