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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的杰作（第4页）

有好心人打来电话，警告溥仪不要去他常去的维多利亚餐厅吃饭，因为这几天常有衣服里藏有电刀的人打听他，他们似乎是张学良派来的人。

紧接着炸弹、匿名恐吓信、好心人的电话相继而至的就是土肥原一手导演的“天津事变”

。

1931年11月8日夜11点，汉奸张璧、李际春等人在土肥原的授意下，组织暴乱便衣队2000多人，集结于日本租界海光寺。

日军发给便衣队每人现洋40元，配给手榴弹、小钢炮等武器。

11时30分，便衣队自海光寺冲出，吵嚷着向天津市政府和公安局胡乱射击，同时在市区内四处骚扰，全市一片混乱。

中国警察和保安队奋力反击，第一次“天津事变”

爆发。

9日上午，日军以维持社会治安为名，宣布日本租界戒严，出动驻屯军占领租界周围各街口要道，断绝了与华界的交通。

同时，日军还架设瞭望台，装置军用电话，监视和指挥便衣汉奸的暴乱行动。

日军把装甲车开到了溥仪居住的静园外，将这里严密封锁起来。

10日，便衣队继续制造混乱，日军又出动多架飞机在天津上空盘旋，还轰炸南开大学，水电、交通为之断绝，20万天津市民一时陷于缺水断粮的窘境。

10日晚，在一片混乱的烟幕中，溥仪的随身侍从祁继忠把溥仪塞进了一辆敞篷车的后厢，然后从侍从里挑了一个勉强会开车的充当司机，祁继忠则坐在司机旁边，押着“空车”

，在日本人的保护下，悄然驶出了静园。

正如溥仪所说的那样，“这次骚乱和戒严……给我的出奔造成了极为顺利的环境。

在任何中国人的车辆不得通行的情况下，我这辆车走到每个路口的铁丝网前，遇到日本兵阻拦时，经后面的吉田（尾随溥仪车后面的日本人）一打招呼，便立刻通过”

。

最后顺利地开到了预定地点——敷岛料理店。

溥仪在这里穿上日本军大衣，戴上日本军帽，扮成日本军人的模样，然后和吉田坐上一部日军司令部军车，行驶于白河岸上，一路畅通无阻，最后在英租界的一个码头上登上了日军司令部运输部的一艘名为“比治山丸”

的汽船。

船上堆满了沙袋和钢板作为掩护。

溥仪的近臣郑孝胥、郑垂父子俩正在此恭候着他。

溥仪与郑氏父子在日本人的掩护下，偷渡海河，安全抵达大沽口，然后换乘日本商船“淡路丸”

号，13日驶抵营口市的满铁码头。

溥仪原以为营口码头上必定有一场东北民众欢呼的场面，幻想着人们摇着小旗，向他高呼万岁。

但是到了码头，溥仪才发现他错了，这里并没有人群，更没有什么旗帜，所来迎接他的只是少数的几个日本人。

溥仪到营口后，惶惶不安、冷冷清清地过了一个星期，就被板垣电话通知，要他转移到旅顺去暂住。

到那里之后，关东军就把这一消息向关东厅长官、领事馆、满铁等方面发出通告，内称：“溥仪因天津暴动深感其自身生命之危险，乃自发逃离天津，于13日突然于营口登陆，请予保护。

出自人道主义立场，暂时将其收容于汤岗子予以庇护。

但鉴于时局，禁止一切政治活动，断绝与外部之交通，严加保护。

讫至适当时期之前，禁止发表有关溥仪之一切行动报道，特此奉告。”

很明显，溥仪以被保护的名义被日本关东军软禁起来。

身不由己的溥仪尽管惶急和不安，但复辟的美梦还在支撑着他，让他耐心地等待着日本关东军在不远的将来封给他名副其实的“皇帝”

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