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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顿调查团奉命东来（第3页）

我不由向那青白脸瞄了一眼，然后老老实实地按照他预先嘱咐过的说：‘我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拥戴才来到满洲的，我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

随后，李顿又问溥仪，为什么任命多数日本人为满洲国官吏？溥仪回答说：“日本人是讲义气协助这个国家，就如同美国独立时有法国人的帮助、希腊独立时英国诗人拜伦前去助战一样，我对于日本人只有感谢而已。”

溥仪的侃侃而谈令板垣十分满意。

“调查团走后，板垣的青白脸泛满了笑意，赞不绝口地说：‘执政阁下的风度好极了，讲话响亮极了。

’”

5月9日，调查团赴哈尔滨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重新打出抗日旗帜的马占山为揭露日军制造的伪满洲国阴谋，派王子馨和姜松年携带他的信函到哈尔滨面见李顿调查团，但因被日军得知消息，王子馨被杀害。

李顿想同马占山亲自会谈，也被日方阻止。

后来，李顿只好密派美国新闻记者米海斯和一名瑞士记者找到了马占山，与其“间接”

会晤，了解真相。

不仅被调查的对象要受到日本方面的控制，就连调查团成员的活动也受到严密监视。

中国代表顾维钧也受到关东军的严格限制，每到一处都只能待在旅馆，不准同团员一起出门，更不准会见中国人。

正如中国代表顾维钧所说：“所经各地，看见同胞们想向我们讲话，但不敢谈；我们也想向他们谈话，但不能谈；因为皆是受着严厉的监视。”

一位调查团的中国工作人员回忆道：“在我的房间门口，经常有两个日本侦探不分昼夜地监视我的动静。

白天我在室内工作时，每隔两三小时，必有一个假扮服务员的日本侦探借故进来窥伺。

当我和外边通电话时，我听见的机器声音，表明有人暗作记录。

当我出门散步时，侦探必在我背后10米左右跟随，一刻不离。”

这样的情景在《调查团报告书》中也有记载，其中写到：“搜集此项证据，颇多困难，对于调查团的特殊保护，就足以让一般的证人望风怯步。

许多华人中，甚至有不敢与调查团团员会面的，以至于与各方面的调查谈话，实在不容易，非秘密约会不可。”

但是，东北各界广大爱国人士、爱国团体和普通的爱国民众，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憎恨和对祖国的热爱，还是冲破层层阻力，冒着极大危险，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同调查团接触，递交各种文件、书信和材料1500余件，为后来调查团形成对日本侵略行为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的报告书，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调查团走后，许多人因为向调查团递交了反对日本侵略、揭露日军罪行的信件、请愿书等，遭到日伪当局的迫害。

◎国联调查无效而终

李顿调查团在中国东北活动了一个半月，于6月5日回到北平，开始整理调查材料。

7月份，又与日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交换了意见，随即开始起草调查报告。

10月2日，关于“中日争端”

问题的《国际联合会调查团报告书》（简称《国联调查报告书》或《李顿报告书》）在日内瓦和东京同时公布于众。

《李顿报告书》除“绪言”

外，共分十章，十余万字。

该报告书在事实和国际正义舆论面前，承认了中国对东北的主权等基本事实，揭露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并扶植伪满傀儡政权的阴谋。

报告书首先指出：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此为中国及列国共认之事实。

在一切战争及独立时期，满洲仍然完全是中国领土，此为不可变易的事实。

关于九一八事变，尽管中日双方所持“论点”

完全不同，但是调查团得出的结论是：依据调查团所获知的种种事实，可知日方早有一种精心预备的计划，于1931年9月18日夜，以突然袭击方式付诸实施，而中国军队未作抵抗，故当日晚日军的军事行动，不能视为合法自卫。

报告书揭穿了伪满政权为“民众拥戴”

之说，确认该政权实为日本制造的傀儡。

报告书指出，在1931年9月以前，满洲毫未闻有独立运动，其所以有运动者，乃日本军队在场所致也。

调查团根据各方面所得证据，认为“满洲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