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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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1966年至1976年（第7页）

既然红卫兵乘列车可以免票，干吗不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母亲嘱咐我考察一下父亲所在的乐山地区是怎样的地方，若还可以，她打算率我们投奔父亲那里，实现全家大团圆。

她希望，大团圆后，哥哥的病也许会彻底好了。

我已是实际上的长子，完全同意母亲的预想。

因为我们一百余名学生和十几位老师是经过大民主方式选举出的进京“代表”

，铁路部门很关照，居然为我们确定了一节车厢，叮嘱我们沿途停站时，不要打开前后车厢门，以防止各地的非“代表”

学生涌入。

虽然，几乎全校每一位老师都无一例外地被贴过大字报，但师生们同处一节车厢时，自从是学生以后所养成的尊师的意识又起作用了，男同学应该关照女同学的常理本能般的又有所体现了。

师生关系，与以往相比确乎发生了些微变化，却也就是难免的互觉尴尬而已。

到那时为止，除了前边提到的辱师现象，我们学校没再发生更严重的暴力批斗事件。

针对校领导与老师们所贴的大字报，也主要是批判他们“忠实地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

“鼓励白专道路”

“热衷于培养白专苗子”

而已。

还没有哪一个或几个学生写的大字报中，出现“打倒”

哪一位校领导或老师的文字。

有的大字报，所涉及的虽非政治问题，却使老师们更受伤害，如某女老师经常往身上喷香水，某男老师经常到市里最高级的理发店理发，结论自然是——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明明都作出了结论，却非添加一行字：×××，必须回答！

速速回答！

！

老师们便只得予以回应——喷的不是香水，是花露水，皮肤过敏，怕蚊子叮；那处理发店离自己家最近，与理发师傅熟悉了……

于是，又招致一轮批判，使被纠缠住的老师很狼狈，斯文扫地。

比起来，他（她）们反倒更欢迎上纲上线的政治化的批判，如“着力培养白专苗子”

之类。

对于使老师更受伤的大字报，有许多同学是反感的，私下里也会表达，但都不会仗义执言，以大字报方式替老师鸣不平——怕惹火烧身。

情形与当下中国的某些网上现象如出一辙——如果被误解甚至受到成心羞辱、贬损的某人一回应，新一轮伤害反而加剧。

在我的中学母校哈尔滨市第二十九中学，在我的记忆中，似乎只有一位老师没被贴过大字报——王鸣岐老师，数学教研组组长，也是我哥哥的中学班主任老师。

我还不是二十九中的学生时便认识她了，我下乡后，每年回哈尔滨探家，有两位老师我是必定看望的——一位是我中学三年的班主任，一位是王鸣岐老师。

她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

师。

我第一次在家里见到她时，看上去她已五十多岁了，实际上可能四十几岁。

我成为二十九中的学生后，她还那样——一位小个子女老师，不说话时，一脸庄肃；说起话来，却很和蔼。

那时她尚未婚，属于颜值偏低的一个女子。

但她教课教得好。

如今想来，没人给她贴大字报，与以下几点有关：

她是教数学的而非教语文的；她虽是教研组长却不是班主任了；除了上课，她不再与学生们发生亲密接触；她颜值偏低的形象。

这一形象，使她如同中学校园里的一位寡言少语的老阿婆，尽管她的穿着一向得体、整洁，一头灰发梳得利利落落，完全是知识分子的气质，并不真像乡下的老阿婆。

并且，她的气质总给人一种朴实无华、超凡脱俗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