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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有次与知青好友们相聚,电视正播《长征组歌》,唱到《祝捷》,一句“活捉了敌酋牛师长”
,皆赞。
那句确实唱得好,由一句平实的男中音倏然飙至嘹亮高音,且甩了一节民歌乐观情调的花腔,有特点。
座中一人忽道:“他曾是我们师宣传队的。”
是否属实,我未了解过。
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文艺知青,当年返城后,确有不少进入各省市以及国家级文艺单位者。
电视普及后,渐成著名文艺界人物。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兵团总部在哈尔滨举办各师文艺汇演,夏末秋初,天高云淡,凉风宜人,七个师的宣传队员着一色的无领章帽徽的草绿军装,列队向北方大厦行进,步伐整齐。
恰逢西哈努克亲王夫妇访哈,见队中男女青年个个英姿勃发、精神饱满、气质不凡,引发好奇,竟双双下车,上前询问、交谈。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之知青文艺现象,当年可算是全中国特别例外的知青文艺现象,由以下因素形成:一、知青人数多,据言最多时达四十八万;二、实行军队编制,不易涣散,便于凝聚;三、大部分知青来自哈尔滨、天津、北京、杭州、上海几大城市,那些大城市一向是集中“出产”
文艺青年的摇篮;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直属沈阳军区,而沈阳军区同其他各大军区一样,有重视文艺的传统;五、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当年两个知青人数最多的生产建设兵团,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存在作用关乎国家领土安全,在中南海受到非同一般的重视,给予其相对不太受干涉的文艺自主权。
若无后一点,其文艺现象例外不了。
兵团总司令部几乎每年举办各类文艺学习班——或在总司令部所在地佳木斯,或在各师、团部。
除表演艺术学习班,还有版画班、油画班、文学创作班。
十万官兵中才情斐然的人也不少,经常举办经验讲座。
放眼全国,由于没有了书籍可读,中国喜欢读书的青年对书籍的饥渴般需要之忍耐已近崩点,周恩来总理心知肚明,却也无奈,仅能做的事是下达指示重印了一百万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形同杯水车薪,只得再加印一百万本。
但城里人又有电影可看了——从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朝鲜各进口了几部电影,加起来也就十几部吧。
《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又允许放映了。
后来,样板戏陆续拍成电影——在“文革”
十年中,全体中国人能看到的电影也就这么多。
还有一种文艺现象值得一提——各县一度瘫痪的文化馆,似又渐有缓机。
与“上山下乡”
有一定关系——国务院“知青办”
下达文件,要求各地重视知青们的文艺生活。
条件相对好些的县,落实得快,文化馆活跃农村文艺生活的功能作用,重新发挥得顺利些。
而知青中有文艺才能者,也为文化馆注入了新鲜血液。
在当年极“左”
的情况下,真能发挥作用,并且作用发挥得较好的文化馆,毕竟是不多的。
若以理想化之文艺观要求,等于是站在凳子上说话——太高调了。
诚然,从始至终的“文革”
十年,没打上年代烙印的文艺,是根本没有的。
后来的文艺学者,据此一概否定当时的文艺,认为皆无价值,这种观点我也基本同意。
区别在于,有人以一片虚无的观点视之;而我则要求自己从一片虚无之中,发现文艺本身坚忍的存在能力,它是由许多热爱文艺的人,主要是当年的一些文艺青年体现的——那是一种戴着紧箍咒还要进行的文艺实践。
交办的政治任务,拒不完成是一种罪;在有限的空间,试图进行不沾极“左”
色彩的努力,搞不好更会厄运当头。
但当年许多文艺青年,抓住一点点机会,努力过了。
曾有一位当年的文艺青年后来对我说:“好比吊兰,栽于盆盆罐罐中,里边尽石子,根不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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