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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1966年至1976年02（第5页）

转眼到了1974年。

9月，我有幸成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

在1971年至1974年三年间，主要文化现象如下：

1972年10月2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率先播出业余外语广播讲座，掀起了“外语热”

；

1972年，全国形势趋于稳定，教育开始转向正轨。

大学招生过程，文化考试成为必经一关——当然，是对普通青年而言；

1972年反对所谓“右倾回潮”

；

1973年“两报一刊”

的元旦社论《新年献词》强调，当前重要政治任务“首先是批修”

，即继续反“右”

，而不是反“左”

。

1973年辽宁省插队知青张铁生、北京某小学校一名五年级女生黄帅，被政治宣传塑造为“反潮流英雄”

；

1974年“两报一刊”

之《元旦献词》，“四人帮”

攻击的矛头直指“党内大儒”

周恩来，已成不争事实；

1974年“批林批孔”

。

而最主要的文艺现象如下：

由于样板戏基本都被拍成了电影，中国人连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朝鲜电影也不容易看到了——一切放映场所必须以反复放映样板戏电影为主；

各县文化馆的作用，又从丰富人民群众文艺生活的方向，被扳回到为政治服务亦即为“批林批孔”

运动服务的“正确轨道”

；

有一道亮丽的文艺风景线——只有那么一道文艺风景线可以用“亮丽”

来形容，便是内蒙古的草原文艺之花“乌兰牧骑”

——它超凡脱俗，不怎么受政治风烟的熏染，活跃在草原上，只为将牧民喜闻乐见的歌舞献给他们；在新疆，当年据说也有类似的民族文艺演出队……

至于我们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各级“宣传队”

已风光不再。

连、营、团的“宣传队”

基本都取消了。

一是队员们都长了六岁，个人问题摆在面前了，没六年前那种饱满的排练和演出热忱了；二是知青们都看腻了，长了六岁，不再是小青年，感觉再看那类演出欣赏水平太幼稚；三是“精兵简政”

后，“宣传队”

的队员们，大部分分配到团直属连队去，成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散兵”

——只有一两个师的“宣传队”